(一)“醫鬧”這個標簽
5月5日凌晨,患者吳光禹在湖北荊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手術室醉打醫生,事后被公安機關在醫院內監視居住。
5月22日早晨5時左右,吳光禹的母親司永珍在該院跳樓自殺。司永珍自殺后,其家人認為:她是被逼死的。雖然,荊州市有關方面表示說“這僅僅是猜測,沒有依據”,但是,我認為,這個看法基本是符合事實的,有充分依據的。
死者家屬所說的“逼”,不是某一個人的某個具體的行為,從法律上說,可能沒有一個特定的“兇手”或“責任人”。但是,從社會責任的角度,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有沒有值得反思、反省的地方呢?
吳光禹醉打醫生事件一發生,就被定性為“醫鬧”事件,有的媒體干脆直接稱吳光禹為“醫鬧患者”。當時的報道說,5月4日,25歲的吳光禹參加妹妹的婚禮,中午喝了白酒,晚上又出去喝了啤酒,酒后與人發生了爭執,被人砍傷背部、左肩等處。5月5日凌晨3時許,吳光禹被緊急送進荊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方初步診斷為“全身多處刀刺傷,同時伴有急性酒精中毒可能”。從相關報道的描述來看,潛意識中,醉酒的吳光禹很可能還停留在與他人的爭執中,把面前的醫生當作了砍傷他的人。如果換一個場合,換了其他人,吳光禹還是會有同樣的舉動。也就是說,他的行為不是在清醒狀態下,有意針對醫生的;此前他和醫生、醫院之間也沒有什么過節。
如果我們在使用“醫鬧”這一概念時有比較嚴格的界定,不那么隨意,那就應該說,吳光禹不是“醫鬧”。
但是,直到昨天,有一家報紙,還用了這樣的標題:《“醫鬧典型”的母親跳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