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電影是中國獨有的片種,也是中國電影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電影類型,和美國的西部片、日本的武士電影齊名。對于中國觀眾來說,它一直寄托著追求自由、伸張正義等精神內容,可以說,作為一種文化,武俠自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就進入到我們民族的血脈里了。
最近兩年來,電影市場上有多部武俠片上映,剛剛下線的《四大名捕》等片更是被人稱為“武俠片的變革”,在我看來,這些最多只是在武俠片中引進美國漫畫英雄電影的元素,是一種更時尚化、更年輕化的快餐形式,離“變革”尚遠。而要談武俠片的真正變革,必須要從對武俠電影的歷史認識開始。
武俠片幾乎和中國電影同時誕生,最早的武俠電影多為神怪風格,以《火燒紅蓮寺》為代表,在當時中國正處于歷史危亡的時代背景下,這種電影因背離現實而為知識分子所不滿,所以有“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作奴才”的嘲諷。抗戰勝利后以香港《黃飛鴻》系列為代表的寫實派武俠片使武俠電影的風氣為之一變,但真正引起變革的還是上世紀60年代張徹的陽剛武俠與胡金銓的文人武俠,如《獨臂刀》、《龍門客棧》、《俠女》等等。最為中國觀眾熟知的是八九十年代以徐克為代表的香港浪漫派武俠,以《笑傲江湖》、《蜀山》、《倩女幽魂》系列為代表,這一系列也擁有最多的受眾。21世紀的武俠、功夫電影的方向,應該是重新回到寫實,這一點由徐克追求“紀錄片式武俠”的《七劍》開始嘗試,這部電影里的俠客不再是白衣飄飄一塵不染的大俠,而是一群農民,他們破衣襤衫,卻具有俠之大者的精神力量。《七劍》雖然仍不夠完善,但卻影響了之后的很多電影,比如同樣注重還原歷史真實的《投名狀》,以及導入紀錄片元素的功夫片《殺破狼》等,而影響最大的當數《葉問》系列。《葉問》記錄的是一個中國武術家的真實狀態,主人公家道中落去做苦工,教拳收不到學費,像個英雄般痛打十個日本武士,但面對國家的苦難卻無能為力。他不像《精武門》中的李小龍版陳真那般一腔熱血,也不像《精武英雄》中的李連杰版陳真一般有著理性的完美,但這個平凡的英雄恰恰代表了新世紀的中國人,面對歷史已經擁有更多的自信。
回到寫實應該是未來武俠片的發展方向,因為今天的觀眾已經不能接受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大俠英雄,就像觀眾不能接受幾十年前中國銀幕上那些高大全的英雄,如需觀眾信服,他必須擁有和觀眾相似的人性(當然也一定是擁有比平常人更高貴勇敢的靈魂)。從這一點來說,日本的武士電影有很多值得中國武俠電影借鑒之處。日本武士片中的武士,每個人都必須為生活打拼,如《黃昏清兵衛》中的清兵衛每晚回家做鳥籠,直到長官給漲了工資才敢向心上人求婚,《御用金》中的雪中決斗,全然不像中國的武俠片般唯美超現實,雙方拿著火把烤手,向掌中呵氣,以防握劍的手被凍僵,這都是中國武俠片中極少出現,卻很值得中國電影借鑒的思路。就像金庸將文人浪漫化的武俠小說發揮到極致,已無可超越,未來武俠小說如有再發展,一定是回到寫實的路線上去除浪漫化,這一點,近年來的小說如《城邦暴力團》及徐皓峰的武俠小說都是證明。
好的武俠片應接地氣,雖然是描寫非現實的世界,但卻一定是時代的一面鏡子。經典的武俠電影一定具有現實或者更長遠的人性價值。如《雙旗鎮刀客》,它講的是一個孩子的成長,他被江湖中的“大俠”欺騙,村民怕被連累而不準他逃生,這個無可倚靠的少年,最后面對強敵才發現真正的力量就在自己心中,這是一個關于成長的寓言。徐克的《黃飛鴻》三部曲,表現“末世亦是新生之開始”,以清末這個黑暗的時代為背景,意圖中國精神的重新建立,繼往開來。《刺秦》描寫的是一個曾經的冷血殺手的自我救贖,為反抗暴政而刺秦,雖然失敗而精神不朽。電影《東方不敗》,有著徐克一貫的諷喻和理想,其中有對野心家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嘲諷,也有對追求自由獨立人格的推崇贊美。更特別的如內地的武俠片《神鞭》,主人公最后已經拋棄了武功,變成一個槍手,但“辮剪了,神留著”,去掉的是武俠的形式,留下的卻是武俠的精神人格,這部反武俠的作品實際上卻是一部武俠的精品。這和《七劍》所追求的,去掉武俠的形式而追求武俠的精神是一致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品,今天的觀眾未必能認同那種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但仍然贊美人在俗世生活中的高尚人格和犧牲精神,高貴的人格在任何時代、地域都同樣為人所稱頌,無論中西。富有的葉問忽逢亂世,為了家人填飽肚子而去做苦力,是高貴的。落魄的洛基忽然得到與拳王同臺比賽的機會,完全沒有取勝機會的他,堅持一定要自己在比賽結束時仍然站立在臺上,同樣也是高貴的,他們都能夠在觀眾中引發共鳴。武俠并不一定是天馬行空,同樣可以腳踏實地。武俠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應該是世界的,好的武俠片不應只有中國人看得懂,更應像李安的《臥虎藏龍》那樣獲得全世界觀眾的認同。理解了這一點,中國的武俠電影才能找到自己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