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瑞安市塘下鎮陳姓夫婦,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計生局罰了130萬元,創下了溫州征收社會撫養費之最。罰款數額讓夫妻倆傻眼了,但陳某夫婦還是主動繳納了這筆巨款。瑞安計生部門解釋,當地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現象較為嚴重,所以在處罰標準上都往高的靠。(據5月30日光明網)
這些年來,少數執法部門熱衷于“以罰代管”,比如,有的交管部門在治理超載超限車輛時,不能嚴格地按規定進行卸載,而是只要超載超限車輛繳納罰款,執法部門便為其大開“綠燈”,這不僅使得超限超載車輛大量存在,也成為了引發惡性交通事故的“馬路殺手”。正是由于罰款很可能會流入少數執法者的腰包當中,所以,有的執法部門才對“以罰代管”情有獨鐘。
當然,“以罰代管”問題的大行其道,不僅敗壞了執法部門的形象,也無法真正有效解決現實問題。就拿計劃生育政策來說,正是由于有些管理部門盲目追逐“罰款”,從而使得近年來少數地區超生問題仍十分嚴重,有些家庭相對富裕的家庭,只要向計生部門交錢,便可以生育三四胎,如此現實問題,不僅褻瀆了國家的計生政策,也暴露出相關管理部門的不作為乃至亂作為。
不可否認,罰款也屬于一種執法手段,但對于執法部門來說,在執法過程中,切不可將罰款作為目的,否則的話,不僅無法有效解決問題,也容易引發執法部門的腐敗問題。長期以來,對于執法部門罰款的管理,大都存在著疏漏,從而導致不少罰款流入少數執法者或是官員的口袋當中,既敗壞了執法部門的形象,也不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其中,以“社會撫養費”名義收取的大量計生罰款,究竟是如何加強管理的,這無疑值得計生部門認真反思。就在不久前,學者楊支柱根據9省市超生罰款的平均數,認為31個省市每年征收和超生罰款可高達279億元,并聲稱這筆罰款分配混亂,部分罰款去向成謎。如今,面對計生罰款造就的“天價罰單”,作為各級計生部門來說,恐怕需要好好反思。(陳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