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與其說曹保平對犯罪感興趣，倒不如說他對罪犯的人性感興趣。但是很遺憾，他這次沒有寫好，跟母本之間的沖突也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去化解。

　　題材本身很生猛

　　曹保平的新片《烈日灼心》確實算得上是命途多舛：這部翻拍自廈門女作家須一瓜長篇小說《太陽黑子》的心理懸疑片原本想沿用小說原名，未果，又接連改了好幾次，去年好不容易定名《烈日灼心》，一切看似萬事俱備，卻又因片中主演涉毒，生生擱置一年，總算到了6月份上海電影節(jié)，離安全上壘只差一步，卻又爆出男一號鄧超可能出軌（已證明假消息）。采訪時，我問老曹，剛聽到鄧超這事兒什么反應(yīng)？老曹苦笑著摸摸光腦門：“那就只能當是中彩票了唄？”

　　《烈日灼心》之所以抻得人這么焦灼，演員不潔身自好的場外因素當然是主因，但題材本身也是過于生猛了些——三個重犯為了一個女童洗心革面從良，其中一個竟然還當上了協(xié)警，另一個則成了屢屢做好事，從來不留名的的哥，并和警察妹妹展開一段忘年戀情。為了讓自己洗清嫌疑，鄧超飾演的辛小豐竟然使出了把自己生生掰彎的“苦肉計”……雖然目前放映的版本較之一年前，在同性情感戲、女性裸露和片尾注射死刑一場都有大幅度的刪減，但媒體場結(jié)束后，你還是能聽見旁人驚呼：“這樣居然也能上？！”

　　曾幾何時，我們的涉案題材（按那時的老提法，應(yīng)該叫“偵破片”）意識也頗大膽前衛(wèi)。在那個一張電影票兩毛錢的年代賣了過億票房的《四零五謀殺案》，直接把公安局長設(shè)定成大Boss；德高望重的中國電影導演協(xié)會會長李少紅老師的第一部《銀蛇謀殺案》也是cult風味十足，綁縛、鉆手、蛇咬……無所不用其極。給我們這代人留下童年陰影的同時，卻也讓偵破劇成為當時電影市場上的扛鼎類型。

　　但近十年來，銀幕上留給涉案題材的口子卻不寬松，以2004年廣電總局《關(guān)于加強涉案劇審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為發(fā)端……管你大衛(wèi)·芬奇還是奉俊昊，在這種掣肘下，想拍出《十二宮》或者《殺人回憶》，肯定都是難比登天。但另一邊廂，真實正面反映公安戰(zhàn)線干警形象的影視作品簡直是鳳毛麟角，并不利于對警察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對警民關(guān)系的積極影響。從觀眾到創(chuàng)作者，既對好戲孜孜以求，又有創(chuàng)作畫地為牢，中間一定是出了問題，但問題在哪，不得而知。

　　改編弱化原著善惡疑問

　　說回電影本身，《烈日灼心》與曹保平之前作品相比，在電影語匯上的進步可說是飛躍式的，大量手提攝影的使用為全片營造出不安定氛圍，緊跟局中諸人的心理變化，鏡頭飛快推拉搖移甚至變形，讓人有目不轉(zhuǎn)睛的緊迫感。片尾高樓追擊一場戲則讓人看到曹保平原來也有做一個技術(shù)派的潛質(zhì)。

　　但技法飛躍的同時，銳度卻似乎有所下降。電影相較原著做的最大改動，是將這三人最后殺人償命的結(jié)局，重新闡述為雖罪不至死，但為了留給養(yǎng)女一個沒有負擔的明天而一心求死。看起來似乎在結(jié)構(gòu)上更花巧，但卻弱化了原作最尖銳的那個疑問——善與惡之間，是否真有明確分界而無法轉(zhuǎn)化？善人會不會行惡事？善事又能否抵消惡行？如果拿“太陽黑子”比喻人身上的缺點，它指向的是，人是善惡的復合體——關(guān)于這一點，曹保平試圖在《烈日灼心》里坐實，他讓段奕宏說了一段“人是什么，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你想不出他有多好，也想不出他有多壞”的臺詞。與《光榮的憤怒》中以微知著的隱喻和《李米的猜想》中被嚴密監(jiān)控的愛情相比，這樣的處理方式，未免顯得有些過于小清新。

　　從《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與其說曹保平對犯罪感興趣，倒不如說他對罪犯的人性感興趣。但是很遺憾，他這次沒有寫好，跟母本之間的沖突也沒有找到一個化解的方式。比如，鄧超和郭濤兩個“爹”，對女孩有強烈的喜歡和保護欲，但是為什么卻沒有表現(xiàn)，從小女孩跟他們之間的互動也看不出來。對人物角色美化也好童話化也好，在電影中相對還是扁平的，由好變壞或由壞變好的過程也很單薄。

　　最后說句題外話：雖然《烈日灼心》讓上影節(jié)誕下影帝三黃蛋（鄧超、郭濤、段奕宏），但片中的最佳表演，卻是出自老曹御用，“熊老三”和“裘火貴”的飾演者王硯輝。他把自己出場的那短短一分鐘直接變成了紀錄片。

　　□不夜魚（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