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歐洲的電影同行，好萊塢總是顯得過于保守和遲鈍。對于有重大影響力的實事新聞，好萊塢往往不愿意馬上將其改編成電影，反而對歷史題材和科幻題材興趣更大。究其原因，在一個事件尚未蓋棺論定之時，好萊塢絕不愿意冒險表達自己的觀點，以防止觸怒到潛在的觀眾。

　　然而，對于反恐戰爭，以及伴隨反恐而引發的一系列政府行為，好萊塢卻罕見地迅速表達出了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有時候甚至頗為激烈。

　　比如以熱衷于批判美國政府而知名的好萊塢導演奧利弗·斯通，便在美國棱鏡事件發生不到一年后，就高調宣布要以棱鏡事件為題材拍攝電影，該片將于今年年底開機。就連索尼這種大公司，也緊隨其后，宣布自己也準備將棱鏡事件搬上大銀幕，只不過，將會交由“007”系列電影的制片人著手打造，比起奧利弗·斯通的版本，預計會涵蓋更多商業元素、更少嚴肅思考。

　　好萊塢急于對反恐問題發表態度，并不是最近才開始的，而是早已有之。從2004年邁克爾·摩爾的《華氏911》、2006年奧利弗·斯通的《世貿大廈》、2008年凱瑟琳·畢格羅的《拆彈部隊》，到2012年凱瑟琳·畢格羅的《獵殺本·拉登》。尤其是《拆彈部隊》，直接獲得了奧斯卡當年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桂冠，可謂贏得了整個好萊塢的認可。

　　如果再算上暗示或影射了反恐問題的電影，那就更多了。2002年的《蜘蛛俠》，不僅刪除了影片中所有關于世貿大廈的鏡頭，以避免觸痛觀眾，導演山姆·雷米更是稱自己插入了一段“對紐約市的悼念”。當威廉·達福扮演的“綠魔”危及一輛滿載兒童的纜車時，當地人向他投擲石塊，其中一個紐約人憤怒地喊道：“你惹了我們中任何一個，你就惹了我們所有的人！”這被看作是導演對9·11事件的直接表態。而今年的《美國隊長2》，故事中神盾局局長尼克談到為了應對越來越邪惡的敵人，必須對每一個美國公民進行監聽時，也被認為直接影射了棱鏡事件。

　　為何對于反恐問題，好萊塢一改往日的謹慎保守，甚至冒著觸怒美國政府的風險，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其搬上銀幕？

　　因為反恐問題具有足夠的當代性和重要性。作為21世紀最重大的政治課題之一，反恐問題極大地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決策及國際關系，并最終滲入到美國民眾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萊塢作為美國大眾傳媒最重要的代表，自然無法對反恐問題完全視而不見。好萊塢必須用自己的故事，重新包裹講述反恐，從而安慰和保護美國的民眾。

　　技術上的原因，則是好萊塢能夠將自己對越戰的經驗和記憶，搬到反恐戰爭之中。如今的好萊塢當權者，都是在新好萊塢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對越戰有著深刻的記憶，也就這個題材拍過很多經典電影，比如邁克爾·西米諾的《獵鹿人》、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全金屬外殼》。而準備將棱鏡事件搬上大銀幕的奧利弗·斯通，其代表作之一正是1986年的《野戰排》，一部關于越戰如何深深傷害美國人的故事。

　　因此，反恐戰爭對于好萊塢而言，并非一個完全陌生、全新的事物。凱瑟琳·畢格羅的《拆彈部隊》，很多敘事風格都參照了那些經典的越戰電影。好萊塢一方面支持著反恐戰爭，另一方面也不忘提醒美國政府，不要為了反恐，而將美國拖入另一個越戰的泥潭中。（劉康康 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