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找到了和世界共榮的辦法——不是妥協，是主動維和。

　　就像豆漿油條、大蒜咖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會最好一樣，拋開另外一方去看作為現象的郭敬明或韓寒都不會見到全貌。事實上，當韓寒突然想起需要和世界談談的時候，郭敬明已經在和世界把酒言歡。無所謂高低，只是快慢——因為此二人實質都是要入世的。

　　韓寒是特殊時代下的產物，物質年代里集體精神稀缺、信仰危機下的貌似英雄主義催生了他作為符號人物的存在。而郭敬明是必然產物，他骨子里是實用主義以及適者生存法則下的聰明文人，只不過在舊時代表現為與官宦過往甚密甚至直接入了仕途，在商品社會集中表現為文化商人。

　　作為80后的代表作家，郭敬明和韓寒都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但是韓寒承襲的是如錢鐘書那代文人對幽默和反諷的運用，但對新語言方式卻并無貢獻。郭敬明的文學語言則直接影響了80后、90后兩撥人群的日常用語和書寫習慣。

　　單說郭敬明。他是少有的能用語言準確表達自己的作家，他的口頭表達能力和為人處事能力甚至更接近老練的職場達人，他愛說的“性價比”恰恰不屬于作家和導演語言體系。他妥帖地處理所有棘手問題，包括面對面的尖銳問題，那么自如就像同時身兼企業發言人的CEO。

　　郭敬明還找到了一條和世界共榮的辦法——不是妥協，是主動維和。作為來自小地方自貢的孩子，同齡人該有的掙扎在他身上化為爭議，同齡人該有的奮斗也被他省作光環，理論上的自卑物化為名牌遍身，該有的謙卑反而被意志堅定的表達所包裹；他早早享有沒有青春期，這一點讓人懷疑他的情懷的完整性，但好像他比較享受目前的狀態，這種享受在很大程度上顯然來自于世俗層面的肯定。

　　他以言情小說或者說傷痕文學的姿態切入，不把自己置于高位，又體現出他的狡黠，放低自己反而不容易被傷。他試圖把語境拉低到小人物、個體生存背景，這樣一來他擅長的風花雪月才有機會施展，無疑切中了轉型期的社會結構和表達方式。

　　更要命的是，他務實地以結果倒推的方式進行創作、經營，聚攏了大量擁躉，直接導致無法把他粗暴地納入舊有的評論體系。他是最不被認可的主流作家、導演——甚至可以是任何角色，但誰也否認不了他的市場效應。

　　小說《幻城》的熱賣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而當時的文學批評也對此表示認可，不像今天這樣，對他作品報以‘腦殘’兒童讀物，如果這種成功還算偶然的話，那他隨后的持久爆發則完全是有所預謀的結果。第一桶金讓他判斷出讀者品味，于是果斷迎合了這種需要，進而與讀者對類型小說長期空白的渴望形成了無縫對接。

　　當他的同齡人對青春的乏味感越來越明顯的時候，他的目標用戶轉移向90后學生團體，更物質、更日韓、更漫畫式的語言和故事讓他又獲得了成功。他筆下的青春與真正的青春相去甚遠，他的青春是人們長久以來存于想象中的青春。（武鵬、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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