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早已經變了”，這種“變”指的不是人口或文化構成上的變，而是一種因循守舊的僵化帶來社會治理狀況的惡化。

　　巴黎出事的時候，我恰好回國講學，因而不在歐洲。但此前回國的航班是從戴高樂機場轉機的，當時心中已有一些隱隱的擔憂。由于工作原因，我曾多次在戴高樂機場乘機、轉機，但每次都會遇到一些意外情況。

　　比如五年前，一個陌生女人突然跑來向我求救，說她的一個朋友暈倒了，請我過去幫忙。好在我比較警覺，跟在她身后走了一半，感覺不大對勁，就折返了。后來聽法國朋友介紹，這是一種十分常見的騙局，如今想想還是后怕。這次回國依然在巴黎轉機，雖然沒遇上騙子，但入境法國時邊檢工作人員的粗魯和無禮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的這場悲劇，固然有著復雜的歷史與文化積因，但在我的那些熟識巴黎的朋友們（有中國人也有歐洲人）看來，此事并不那么令人驚訝，因為“巴黎早已經變了”。這種“變”指的不是人口或文化構成上的變，而是一種因循守舊的僵化帶來社會治理狀況的惡化。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巴黎時，完全為她的美麗、安全和文明而折服，而十年之后再去卻要時時提防小偷甚至強盜。法國的朋友對我說，巴黎關于治安的很多法律還是上個世紀中葉制定的，根本不能適應復雜多變的新情況。新移民處于既被接納又不被接納的狀況，因為在他們被接納的時候，法律和制度均未做好應有的準備。

　　法國無疑擁有一種開放性和包容性均很強的文化，所以它才能夠在17至19世紀成為西方文明實際上的中心。但法國人所青睞的那種自由奔放且不受約束的文化空氣，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一條隱憂。與它的鄰國德國與瑞士相比，法國擁有極為臃腫的官僚體制和慢得令人想發脾氣都不知從何發起的辦事效率，于是文化的自由和平等最終演變為一種脫離社會根基的話語神話，因為制度無法確保人在這種文化之內的安全。

　　據巴黎的朋友說，恐怖襲擊后街上的警力的確增加了很多，但盧浮宮旁的小偷小摸和蒙馬特高地的糟糕治安依然如故，繚亂的地鐵線路則始終未設安檢，原因是“沒有設備”、“采購需要時間”。巴黎人的確見過大世面，這里什么事情沒發生過？但歷史的邏輯已經發生了改變，繼續“以不變應萬變”恐怕帶來將不止是“不適應”，而是一種令人寢食難安的危險。

　　并不是因為我在歐洲工作和生活便具有了對歐洲國家和歐洲城市指手畫腳的權利，但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事件在當下的全球氛圍中的確有著高度的象征意義。法國政府、法國人民、旅居法國的外國人，以及遠離法國的其他地方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件事做出反思。但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似乎鮮有人提出，那就是一種充滿完美主義與自負氣質的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如何逐步實現了自身的異化、日漸轉化為一個非歷史的標版，進而完全脫離社會土壤，變成一個看上去很美的烏托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個體的存在乃至生存的權利，都被一種過于宏大的普遍性的文化邏輯所吞噬。但深受這種文化影響的人們，卻始終不愿意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