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美國磨刀霍霍發起軍事干涉敘利亞之時，英國議會下院投票否決了政府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的動議，英國首相卡梅倫表示政府將“采取相應的行動”。作為長期在國際事務上以追隨美國來捍衛大英帝國尊嚴的盟友，英國此次不配合的舉動釋放出一個意味深長的信號，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開始出現松動，美國人不負責任的魯莽行動很可能將敲響美利堅帝國支配地位的喪鐘。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在國際事務中呼風喚雨，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美國超強的綜合國力，尤其是在冷戰結束后，美國一超獨大的地位縱容了美國人的帝國野心，一度在國際舞臺上睥睨于世，甚至不時顯露出魯莽的“單邊主義”點菜式外交，令國際社會敢怒不敢言。二是美國強大的盟友體系。在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體系，為美國人提供了強大的后盾，尤其是步步緊跟的“英美特殊關系”，令美國有恃無恐。三是美國親手創制的國際制度體系，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一系列國際管制體系。憑借上述三個要素構成的顯赫實力，美國人贏得了領導世界的尊榮。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毫無顧忌的蠻橫和傲慢讓其吃盡了苦頭，美利堅帝國的大廈在經過一次次打擊后，呈現搖搖欲墜之態勢。先是“9·11”恐怖襲擊事件，讓美國本土安全的神話被打破，美國發動了“以我劃線”的反恐戰爭，但繞開聯合國和一系列國際制度的行為，引發來自法德等歐陸國家的集體抵制，美國的聯盟體系出現動搖。后來，2008年的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美國的綜合國力，美國在削弱親手創制的國際制度之后，不僅無法實現包打天下，甚至連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擺不平，美國戰略界人士開始沉浸在一種國際影響力下降的惶恐之中。

　　也許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與大混亂》中說過的那樣：“美國成不了全球警察，也當不成全球銀行家，甚至連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為第一類需要名正言順的合法性;第二類的根基是擁有償債能力;而第三類則需自身清白。”事實上，英國議會否決出兵敘利亞從根本上是對美國全球警察、全球銀行家和全球道德家地位的抵制，其震撼力不在于沖擊美國自身的實力，而在向全世界表明，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英美特殊關系”開始出現裂痕。美國無法讓國際恐怖主義低頭，無法令美國看不順眼的他國領導人低頭，就連美國最親近的盟友，美國都沒有能力令其馬首是瞻。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國自己親手制造了這個結局。英國議會的否決并非否決英美盟友關系，而是否決美國魯莽的“新干涉主義”外交政策。拋開敘利亞國內爭端的是非對錯不論，聯合國“保護的責任”首先應由聯合國安理會來行使，所有繞開聯合國安理會的行動，不僅毫無道義可言，而且很可能是對現有國際規范的破壞。尤其是在聯合國正開展調查和事情真相不明的情況下，此種按捺不住的沖動，是一種更大的不負責任行為。

　　因此，英國盟友的提醒是在告誡美國人回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框架內，放棄可能會釋放更大麻煩的“新干涉主義”外交政策。對美國而言，抑制住對其他國家干涉的沖動，對其自身也許反而是一件好事。欲正人需先正己，真正的全球道德家并非要將道德喊得震天響，而是自己切實遵守國際規范和道德底線，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趙可金 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