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調查引發網友關注,調查內容為“月薪多少會讓你在相應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數據顯示,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連等二線城市則在5000元上下浮動。(《華商報》10月22日)
有關一線城市的生活,早在唐朝就有“長安居大不易”的說法。當年的擔憂有二,“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幾個世紀過去,仍是一語成讖: CPI 不淡定,樓市調而不控。皮尤世界民情項目上周公布了一項關于中國人觀點的報告。報告顯示,中國人最擔心的問題包括物價上漲、腐敗問題和貧富差距等。
城市居之惶恐,本質而言,是缺乏穩定的生活預期與心理認同。這離不開三個客觀因素:一是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形成事實上的“福利洼地”,無論是教育醫療等軟件,抑或公共設施等硬件,與農村差距懸殊。只要這種差距存在,那么,不管公共政策如何轉身,城市必然是一個充滿競爭和風險的“高地”。
二是收入分配改革遲滯,導致城市普通勞動者在收入上產生疏離感。資源向城市集中,馬路寬闊,樓宇高聳,個人生活空間卻漸次逼仄,消費能力趕不上城市升級的步子。在既有分配方式下,市場框架構建后,內容要素卻未能合理歸位,土地、利率、勞動力及煤電油運等要素價格過于行政化,最壞的結果就是窮補富、勞補資、落后倒貼發達,既不效率、也無公平。這種狀況下,居民在農村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切膚之痛,而在優勢積聚的城市,就會在比對之下,產生強烈而持久的失衡感。
三是價格體系與保障體系在某些層面的雙重失靈。這些天,有關房價許漲不許跌的新聞,主角已經從“不理性業主”轉化為地方部門,資源能源價格改革只打雷不下雨……這些吊詭或頑疾,已成民生之惑。保障層面的糾結,當然不在于不作為,而在于“如何作為”。譬如欲說還休的養老金缺口,已經從試探到拋頭露面,“彈性退休”還是“收費加碼”?似乎已經不是個單選題。支出預期不可期,即便9000元月薪,恐怕也不會特別“有底”。
人生的長短深淺,當然不是只有物質才能度量。在城市里舒展一份不惶恐的人生,就像流行語“你幸福嗎”的發問,千人千面,萬人萬語。千百年來,中國人向來更看重“精神日子”,因此連道德訴求等等,也才會那么地纖塵不染——從這個意義上說,由高蹈回歸凡塵、由鴻茫回歸炊煙,思考大俗大怯的生活,誰能說這不是另一種進步呢?(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