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廣州市科協召開了一個以“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從政府戰略到公眾參與”為主旨的論壇。此次論壇的亮點之一是官方、學界、市民共同參加,大家一起“坐下來,談一談”;亮點之二是“焚燒是否安全”等技術問題暫且擱置,大家共同探討了官民互信的話題。
這樣的論壇可謂多多益善。在垃圾處理中,“技術問題”并非不重要,但信任問題更關鍵,信任問題不解決,再好的技術也將被懷疑、被擱置。因此,只有增進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加以技術的改進,類似垃圾廠選址以及垃圾分類等難題,才有望獲得有效解決。
官民互信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政府推進工作不可或缺的前提。不過,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心目中,民眾之于政府的信任似乎并不占重要地位,仿佛開空頭支票、說了不算并不妨礙政府的公信力。而事實上,懷著此種糊涂觀念去行政,早晚會在現實中碰壁。不少地方在垃圾處理問題上因遭民眾強烈抵制而焦頭爛額,從中就不難看出民眾的信任是何等重要。
即使在那些牽涉面并不太廣的行政行為中,政府的信用也會給公眾造成深刻印象,甚至可能成為公眾在某個時刻采取何種態度的非直接因素。這可以解釋,政府的決策一旦涉及廣泛民眾利益之時,有人雖未必因此利益受損,卻也或明或暗地站在與政府不合作的行列。此種情形發展到極端,則表現為對官方的一切言行一概地不信任。
一些民眾對政府的作為、善意和難處全不理會,或有意地誤讀,或無情地調侃,自然是非理性的表現。但在政府一方,也不是無可反思之處,更不是給對方貼一個“刁民”的標簽就可以完事。換言之,民眾需要培養公民精神,而政府尤須具備現代行政理念。如果承認當今社會任何一個政府要長治久安,都離不開民眾的理解與支持,則民眾的信任就極為重要,而民眾的信任又不能不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
無論是個體間還是群體間,要建立信任都必然以接觸、對話等方式的互動為橋梁。時至今日,官民之間的互動較從前增多,但還遠未成為一種常態,以至于還有人認為政府能讓居民一起參加決策,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官民互動不但數量尚不充分、方式不夠靈活多樣,質量更有待提高。不少時候,人們看到的官民互動徒具形式,在媒體上固然很少聽到參與互動的民眾的聲音,至于民眾的意見建議在政府決策中發生了什么作用,則往往沒有下文。這樣的互動不能說全無意義,卻未必有助于增進彼此間的信任。
在官民互動中,政府一方應取積極負責的姿態,比如征集議題、創造條件便于民眾參與、及時通報互動情況等,而互動的效果,則直接取決于政府是否把自身置于與互動方平等的地位。比如垃圾如何處理,是政府與民眾必須共同面對也只有緊密攜手才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標榜這是“民心工程”,好像此事的利害與己無關,若解決得不好,它就仍然是政府必須完成的“工程”。至于“打保票”、說過頭話,雖仍是一些官員的習慣性行為,卻不但不能消除民眾心頭的疑慮,反而易使政府陷于被動。
政府包打天下的時代早已終結,單方面制定政策并輔以強制力推行的行政方式也已成強弩之末,只有深獲民眾信任、能夠喚起民眾公共精神的政府才能有所作為。優化官民互動,構筑官民互信,乃是破解包括垃圾處理等諸多難題的刀鋒。(滕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