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地方政府患上“捐款依賴癥”

　　針對部分學校新生秋季入學時需自帶課桌上學的情況，湖北麻城市政府日前決定，在地方財政原已投入400萬元的基礎上，再籌措500萬元專項資金，同時號召全市黨員干部開展“健康課桌”認捐活動，以便在未來兩個月內為全市所有學校配齊標準化課桌，結束學生自帶課桌上學的歷史。截至9月7日，該市黨員干部已認捐26萬余元，為學生購置新課桌。（9月9日《新京報》）

　　民有所呼、官需有所應。對于“小學生扛課桌”上學事件，麻城市政府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增籌資金，并作出“一次性解決課桌椅問題”的表態，應該說是值得贊許的。但有無必要號召黨員干部認捐卻值得商榷：填補區區4.5萬套課桌椅的缺口，難道也超出當地財政的承受范疇，需要黨員干部贊助？短短幾天內就認捐到26萬余元，其中是否存有行政強制？

　　誠然，如今公眾對于官員龐大的灰色收入多有不滿，諸如“多抓幾個貪官，買桌子的錢就有了”的言論在網上更是俯拾皆是。但這些并不能成為政府將本應由財政承擔的公共責任，以“認捐”的形式部分轉嫁給黨員干部的理由。更何況，捐款的對象并非總局限于黨員干部，多數時候均輻射至普通大眾。至于捐款形式，也是強制多于自愿。譬如不少地方每年舉行的“慈善一日捐”就是典型的強制性捐款，不僅強制，連什么級別捐多少錢都“明碼標價”。難怪不少網友吐槽：這是“被捐款”、“被自愿”。

　　從天災到人禍，北京大水到此次麻城購置學生課桌……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患上了過度依賴社會捐款的毛病，喜歡動輒呼吁甚至強制公眾捐款集資。不得不說，這種做法由于混淆了政府責任和民間慈善之間的邊界，往往會給外界留下政府推逃責任的負面印象。

　　更需要強調的是，民間慈善作為基于人道主義的個人行為，從來都只能充當配合、補充政府力量的“輔助角色”。事實上，即便在公民社會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政府也不可能以專業性組織“堪當大任”為由，放棄自己在搶險救災、教育醫療等方面的主導性作用。畢竟，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是民眾讓渡權力以創設政府的根本目的。何況，經過多年財政收入的兩位數增長，目前我國大部分地方的政府都并不“差錢”，這也是為何我們頻頻看到一些貧困地區修白宮、建豪華辦公樓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究竟應該如何使用手中的錢，是砸5個億建座華而不實的“移民公園”，還是為學生添置緊迫需要的課桌椅？這個問題若不想清楚、弄明白，甚至一邊一擲千金建造各種昂貴的形象工程，一邊又哭窮強調自己是貧困縣，伸手向公眾要錢認捐，那么只會進一步加劇政府的信用危機，削減公眾的慈善熱情。相比所占的區區4.5萬套課桌椅的“便宜”，“捐款依賴癥”付出的代價無疑更大，一點都不劃算。（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