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全國2011年家庭平均住房面積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積36平方米”的質疑,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回應,“調研結果是科學和客觀的”,同時承認,平均值掩蓋了地域差異和階層差異,今后的研究有必要“細化群體分類”,在調研手法、指標設計、形式上繼續改善。
其實,當質疑者在質疑統計數字的準確性科學性時,質疑之聲本身也值得分析。顯然,那些住房面積高出平均值的,大多會一笑了之,不太在意統計數字低了還是高了。而自嘲“拖后腿”的人,多是對照數字,發現自己不及平均值的人。因此,反應到媒體上的質疑,其代表性本身也存在一定偏差。
什么樣的統計數字最容易吸引公眾關注?與普通人日常生活聯系最密切、公眾最有切身體驗、最容易做直觀對比的,比如平均工資、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平均房價、平均住房面積等。近年來,屢屢引起爭議的多是這些統計數字。
但凡發布“全國”或“平均”之類的數字,千萬當心。凡涉及“全國”的調查數字,必然面對調查的覆蓋面是不是足夠廣、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抽樣方式是不是科學、統計結論有沒有推廣性等問題。在調查結論中,除了一個全國平均數字之外,不能缺少更細化的分類數字說明與支撐,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人群的分層統計結果等。而這樣的調查對于調查機構的實力、聲譽、公信力等都是很嚴峻的考驗,尤其是一些需要做跨越多年的連續性對比調查,一個數字的得出,往往要付出龐大的成本,包括問卷設計的科學性、調查人員的素質保障,以及后期統計分析的專業能力,等等。
統計數字的發布,切忌內含模糊、標準不一。比如,同樣是最低工資標準,其實含金量不同。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是職工凈到手的“裸錢”,不包括加班工資、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等;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則包括勞動者繳納的三項社會保險費,但不包括住房公積金在內;有的地方則包括勞動者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這就意味著,即使同樣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同地方的職工拿到手的錢可能相差一兩百元。事實上,如果不對最低工資標準做嚴格的統一,簡單的對比難免產生歧義。
統計數字的發布,切忌“大包大攬”,必須明確統計口徑。比如,關于平均工資,幾年前,一些城市發布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市民感覺自己的收入“被提高”。其實,問題在于統計口徑上,一些收入較低的群體恰恰未被列入統計范圍,如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私營企業從業人員,城鎮個體勞動者,離休、退休、退職人員,還有再就業的離退休人員,民辦教師等。排除了這些人員,最終的統計數字自然“拉高”。這就是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周延而導致的結果偏差。
還有,統計數字的發布,切忌概念先行,趕時髦。近來,所謂“幸福城市”、“宜居城市”的排名很是熱鬧,每每在吸引了一時的公眾眼球后,迅速銷聲匿跡,沒有留下多少權威印象,也談不上什么影響力。這種所謂統計調查的流俗化、跟風化,既造成資源的浪費,也弱化著公眾對科學的統計調查價值的評價。近日,專家稱,“經三級指標體系測評”,“中華民族復興任務2010年已完成62%”,引得很多人“看不懂”。專家有專家的研究方式,百姓更多從自身生活感受評價社會變遷,二者之間如何尋找順暢的對話通道,有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現有研究水準下,某些社會問題能否量化?量化的指標是否科學?當這些問題尚存爭議時,限于小范圍的專業領域內學者間的討論,未嘗不可。有的統計數字的意義更多在于為科研、政策制定提供宏觀數據,那么,一旦準備面向大眾媒體發布,應該給出足夠通俗、詳盡的解釋與說明,不能一味孤芳自賞。
統計數字學問多。來自公眾的一輪輪質疑,有益于相關部門在發布統計數字時,更為務實、嚴謹。(劉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