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電話、網絡、電視等“問政”新形式豐富了民眾反映問題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托在技術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問政”形式也是虛設
6月26日,武漢市今年首場治庸問責“電視問政”直播現場,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楊澤發收到一份特殊禮物——一套塑料膜包裹的消毒餐具。
3個月前,楊澤發立下“軍令狀”,承諾限期整改小餐飲亂象。如今,到了“交卷”的時候,現場數十名市民代表齊刷刷地舉起了“哭臉牌”。
市民在鏡頭前“咄咄逼人”,官員在嘉賓席上“如坐針氈”。如此“麻辣”的場面,真實坦率,可圈可點。
去年底,武漢電視臺首次“電視問政”就曾轟動江城,收視率一度超過同期熱播劇。據稱,今年“電視問政”將增至兩場。這種新的監督形式配合的是“治庸風暴”,在一年多時間里,武漢已問責干部812人。
不僅在中部的武漢,在東部的杭州,也在為治理“機關病”煞費苦心。據報道,到今年7月1日,杭州市96666投訴電話開通已整整10年。10年間,根據電話反映的內容,共有1810名“庸懶散”機關工作人員被問責。
“機關病”一直備受詬病,發現病灶若不敢“刮骨療毒”,“治庸風暴”難免被指作秀,到頭來不僅“機關病”難以痊愈,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會受損。
誠然,電話、網絡、電視等“問政”新形式豐富了民眾反映問題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托在技術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問政”形式也是虛設。
在武漢的“電視問政”現場,局長們也遇到類似的尷尬。面對主持人提出的“(頻頻被曝光的亂象)既然能夠馬上就辦,為何非要等到問政”的質疑,副市長坦陳,這說明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還沒有充分落實自己的職責。
另一個例子也足以引人深思。上周廣州各部門每月例行舉辦的“局長接訪日”上,大多數接訪部門如市交委、市審計局都門庭冷落。據當地媒體報道,“接待日”遇冷原因不是領導認為的“市民反映問題的渠道很多”,而是因為渠道溝通不暢、訴求不能及時解決的狀況并未明顯改進。
這兩件事點出了“機關病”的癥結。“電視問政”的推出,實際上是倒逼干部作風建設的一種舉措。目前來看效果很好,但要將“治庸”向縱深推進,實現常態化,各級政府還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切實樹立服務意識來帶動自身職能轉變。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要想使“問政”“問”出問題,“問”出成效,關鍵是要完善監督機制,使官員感到無時不在的監督壓力。時下,采用“電視問政”等形式問計于民,應該說是政府部門放下身段,與時俱進的表現。但“治庸”切莫陷入“技術崇拜”的誤區,讓“問政”變味、走調。(蘇顯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