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水價上漲幾乎成為全國各大城市的“集體行動”,早在北京之前,上海、廣州等地均已上調了水價。北京市在水價上調之前已屬全國水價最高城市,綜合水價達5.04元,水價收入比與歐美等國并肩,如果此次如期上調,則是北京2001年水價市場化改革以來第五次上調,而上調之后的價格將繼續居全國城市之首。
而如果回顧一下每次水價上調的理由,全國各地,無論是水資源稀缺,還是富裕者,都將之歸于水價成本的上升和水資源的稀缺,并言之鑿鑿地稱上調在于真實反映水資源的成本和稀缺狀況,并形成市場化的價格機制。誠然,對于一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居于全球排名比較靠后的國度,此等上調價格的理由屬于“絕對真理”,毋庸置辯,亦無可辯。中國水資源價格的制度變遷也的確從公益性無償供水、政策性低價供水到按成本供水和商品化供水的模式演進,這是國際潮流,亦不可違背。對于此等非常明白的道理,民眾也一概理解,鮮有人對此有異議。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于每一次漲價,盡管有“聽證會”等形式正義的有力佐證,然而,民眾對價格上漲的真實支持度顯然并不高,這種一邊倒的非議,恐怕很難歸咎于民眾覺悟不高。
眾所周知,價格正義的前提絕非“絕對低價”,而是價格本身的形成機制是否公正、合理、透明,體現民眾的參與和話語權。
不難設想,如果水價形成機制合理,程序和各項核算都透明公正,按照當下民眾的基本覺悟,盡管有部分人非議,但更多的應該是對公共政策的支持和理解。然而,在一個水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非常扭曲,各種關鍵信息嚴重缺失和不對稱的制度環境下,動輒以成本來作為漲價的噱頭,而又從來不愿意公開成本,顯然難以服眾。
迄今為止,今年已經舉行水價聽證會并上調價格的城市,并沒有一家可以說清楚水價的真實成本的。在供水主體仍然處于壟斷地位,管網漏洞、人員超編和超高福利等導致的成本扭曲和不透明的情況下,漲價不應該成為這些企業轉嫁成本的合法理由,而以一個缺少民意基礎的“聽證會”為水價上漲的正義和合法化進行背書,也很難說服民眾。
應該承認,民眾對水價上漲情緒之復雜,確實是一個無法簡單用單學科知識譜系來解釋的東西,水價上漲難獲正義,歸根到底繞不開“公正透明”四個字。中國目前各大城市的水價的確不能反映水資源的稀缺狀況,但僅僅依靠價格機制顯然不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特別是在價格機制本身扭曲和殘缺的情況下,“價格機制”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轉嫁成本和重新劃分利益格局的最好籍口。
在資源稅制改革遙遙無期的情況下,要促使水資源合理使用,關鍵在于形成合理的價格機制。而當務之急是供水企業形成公正透明的成本評價和約束機制,對供水企業的成本進行科學核算并完全公開,提升“聽證會”的美譽度,真正體現民眾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