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是個很特殊的“宗教領袖”。他穿著僧袍，在世界各地出現，但是他接觸的人大多是完全不懂藏傳佛教的政客。他們的話題往往不是談經論典，而時常是有關西藏的政治安排，中國的“人權狀況”等。這些話題與西方那些最偏執的政客對中國的指責驚人一致。達賴似乎比羅馬教皇更加迷戀政治。這可能與舊西藏的政教合一傳統有關吧。
眾所周知，舊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西藏和平解放之前，達賴喇嘛位于西藏地方政權金字塔的最高端。在那個時候，達賴喇嘛就不僅是一個宗教人士。在西藏廣大信教群眾心目中，他是神，是轉世活佛，具有極高的威望和影響；而在西藏世俗的社會生活中，他是統治者。正是考慮到這一事實，毛澤東主席以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出面做了許多工作，耐心等待，希望達賴喇嘛能夠發揮他的作用，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對此，達賴曾經是同意的。1955年，在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后，向毛澤東主席當面辭行之際，他就明確表示回到西藏后“一定打開以往應付的局面，……努力工作。”然而，4年之后，他卻踏上了流亡國外的路。
如果說50年前的達賴就不僅是一個宗教人士，當了政治流亡者的達賴就更加不僅是一個宗教人士，甚至主要不是一個宗教人士。試看其50年來的流亡生涯和社會活動，從來就和政治密不可分。他的大部分主張，例如上世紀60年代之后提出的“西藏獨立”、80年代以來提出的“大藏區”、“高度自治”等等，都是政治性的。至于最近表示自己“能夠接受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的社會主義制度”，更讓人感到他多年來并不認同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如果他不認同，西藏的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的領導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不具備合法性。這些年來，他頻繁會見各國政要，在一些國家的國會發表演講，對于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形勢妄加評論，哪里是一個佛教僧人所應該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宗教人士跟各國的政要走得這么近，就連教皇也盡量避免對各國的政治進程、領土糾紛和議會選舉產生影響，而達賴則似乎無所顧忌。至于對外國記者聲稱中國在西藏實行的政策“造成600萬藏人的憤恨和不滿”，鼓動少數藏傳佛教僧人帶頭制造事端，然后再四處渲染“西藏境內的緊張局勢”，等等，豈是一個自稱主張非暴力的宗教人士所應為？
西方確實有很多人對西藏的現狀不夠了解，然而達賴喇嘛應該清楚——今天的西藏遠比舊西藏好得多，今天西藏的人權狀況，也是舊西藏所根本無法比擬的。但他并沒有把全部真相告訴世界。這種刻意的誤導，不符合佛教徒“不妄語”的戒條，恐怕是與他的政治訴求分不開的。
西藏是達賴喇嘛的故鄉，他理應為西藏人民的福祉盡心盡力，倡導民族和諧。但與中央政府一直強調民族團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達賴的許多言行都在煽動民族對立，與西方某些勢力聯合向中央政府施壓。我們看不到達賴對中國西藏和其他省藏區的和諧穩定有任何推動，看不到他為西藏人民的利益福祉做任何努力。我們看到的達賴，就是與中央政府唱反調、挾洋自重的政治流亡者，就是西方用以對付中國的一個籌碼。這在當今世界知名宗教人士中可以算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子。
無庸諱言，直至今日，達賴在西藏和其他省藏區的一些藏傳佛教寺廟和信教群眾中的影響依然存在，特別是在格魯派僧人中還有很大的影響。這種情況是由西藏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造成的。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30年前，還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約請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來京，商談其返回祖國、“落葉歸根”的問題。隨后，胡耀邦代表中央向達賴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對達賴的五條方針”，表示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但是也告誡他們對中央應該開誠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做買賣”的辦法。一句“對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大家忘掉它，算了”，顯示了中央的誠意和胸懷。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甚至曾經指示西藏自治區黨委，在向西藏干部講一講達賴問題的同時，“不要形成在社會上公開點名批判達賴”，真可謂仁至義盡。假如后來達賴不再從事損害國家利益的政治活動，不在班禪轉世等問題上與中央政府對著干，不再堅持其分裂祖國的立場，他的流亡生活也許早就結束了。
筆者以為，達賴喇嘛錯就錯在一直不肯承認自己對于形勢的誤判，總是以為外國人能夠幫助他保持或者恢復舊西藏那樣的政教合一制度。即便認識到了外國有些勢力是在利用他，他也仍然寧愿相信自己也可以利用對方，并且試圖通過影響西方的民眾來左右某些國家的政要，為此不惜歪曲西藏歷史，糟蹋祖國形象。但是，歷史終究不是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各國政客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維護。西藏這些年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進步、總體的穩定，各族群眾日益富裕祥和的生活，都證明西藏現在的政治安排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如果達賴真的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著想，就應該把自己徹底變成一個宗教人士。（作者：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胡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