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4月24日發表署名文章說，對付一個從來不依靠武力征服外國而又擁有古老文明與智慧的中國，西方只有在19世紀與20世紀前期俯視中國的經驗，還沒有足夠的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心理準備。它們只能從傳統的思維與冷戰經驗出發對付中國，中國的復興本身就成為對西方的挑戰，于是西藏成為西方得心應手的工具。
文章指出，3月中旬以來，在西方媒體出現了大量有關西藏的內容，包括引用達賴集團作為消息來源稱“中國在西藏鎮壓和平示威僧侶”，進而指控“中國摧毀西藏文化”，“中國拒絕與達賴喇嘛談判”，之后再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稱西藏問題是國際問題；在北京的眾多西方媒體記者也多持此一口徑。到奧運火炬在巴黎與倫敦傳遞時，這種合唱達到高潮，與這兩個歐洲大城市出現的羞辱北京奧運火炬的場面互為呼應。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官方以不同的方式，以西藏議題介入中國事務，并且以北京奧運會為切入點，對中國施壓。
這一看上去突如其來的風暴，就直接的話語主題而言，是西藏；就直接試圖影響的目標而言，是北京奧運會；從長期的目標來看，則是復興中的中國。
文章認為，在冷戰結束后，美國陷入伊拉克泥沼、浪費超級大國實力造成西方陣營的分裂；面對多極化或無極化的世界，具有共同價值觀與利益的西方國家試圖制造共同敵人、恢復西方的元氣，采取了新的戰略性行動，即以西藏問題作為影響與干擾中國，甚至改變中國的工具。
但是西方陣營面臨的是一個完全的對手。中國不同于蘇聯，中國不威脅西方，不在其他國家包括西方擴張，更不派軍隊到外國。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游戲規則，在全球化進程中，以自己的智慧與勤奮，后來居上，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重新成為世界的主要大國，同時堅持了自己的文化與制度；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西方之外的世界擁有西方所沒有的巨大影響，包括中國的發展模式，盡管中國自己從來沒有對外推銷自己的模式，而是中國自身的發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北京奧運會火炬的傳遞在西方之外的國家都能夠順利完成，就說明了這一點。
西方對俄羅斯是不放心的，但是俄羅斯現在的國力與影響，還不能與中國相比；北約已經牢牢地扼住了俄羅斯的咽喉。俄羅斯現在還在為歷史上的罪過而付出代價，西方對付俄羅斯而比較有經驗。
但是對付一個從來不依靠武力征服外國而又擁有古老文明與智慧的中國，西方只有在19世紀與20世紀前期俯視中國的經驗，還沒有足夠的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心理準備。它們只能從傳統的思維與冷戰經驗出發對付中國，中國的復興本身就成為對西方的挑戰，于是西藏成為西方得心應手的工具。
文章說，現在在印度的達賴集團就是冷戰的產物，近50年來，是誰支付了龐大的資金維持著這么一個“流亡政府”？這種投入(包括資金與政治資源)所期望的產出又是什么？ 人權問題，貿易問題，中國出口產質量量問題，達爾富爾問題，臺灣問題等等，哪一個問題都不可能成為可持續的能凝聚整個西方陣營的問題。只有西藏問題，能夠為西方陣營充分地運用。
西方輿論經營了近50年，將23歲時從拉薩出逃的達賴喇嘛打造成“熱愛和平的宗教─精神領袖”，他具有類似教王的光環，而且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舊西藏被塑造成一個仙境，只有純潔的宗教與未經污染的雪域高原。西方社會本來就有大批的人對自身社會抱悲觀態度，西方的宗教也不能解決這些人的精神危機。在精神的層面，這本來無可非議，問題在于，這不僅是精神層面的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利益之間的爭奪，而西藏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選擇，達賴集團也就無法逃脫被利用的命運。
西方輿論可以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將西藏說成是一個獨立國家，是中國在1949年派軍隊入侵占領了西藏；中國的漢人有計劃地消滅西藏固有的宗教與民族文化，使西藏漢化；中國在西藏迫害喇嘛與僧侶，踐踏藏人的人權。而西方陣營則占在道德的高地，指責與批評中國，為藏人鳴不平，乃至于直接從各方面支持西藏獨立。其實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當然知道無論哪一個西方國家或是印度，都不可能真正從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維持一個“獨立”的西藏，他們只是在利用西藏妖魔化中國，使中國在國際社會處于被審判、被孤立的地位。
西方陣營在西藏問題上這種高度的“共識”，真的是對藏傳佛教頂禮膜拜？真的是關心西藏人民與文化？真的是了解西藏與中原的歷史淵源？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們所賴以支撐的是一個虛幻的歷史，一個可疑的神話，一個神權領袖，他們以此抗衡中國的復興，戰略上不可能成功。但是他們會長期利用這個神話，期望長期的投資可以得到回報。
文章指出，西藏問題不是國際問題，但是西方陣營決心使之國際化，并且以兩面手法對付中國；中國洞悉西方的這一圖謀，在戰略上蔑視之，戰術上重視之，與西方陣營斗而不破，爭取主動，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并且爭取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的理解與支持。西方以西藏問題干擾奧運會、壓迫中國，至少已經造成的一個反效果就是中國青年一代對西方價值觀與西方媒體的幻滅，而這一代青年代表了未來的中國。（何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