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真文物在“GDP崇拜”下的灰飛煙滅,一邊卻又是假古董在利益驅動下橫空出世,令人深思
最近,兩起與古城墻有關的事件引發輿論關注。
一個是破“舊”的。云南大理市因為公路擴建,拆掉一段重點文物龍首關唐代城墻,破壞面積達12350平方米;一個是立“新”的,河北正定縣計劃花3億元修復一段古城墻,目前正在籌措資金。
大理市的破“舊”,按有關負責人的說法,是因為要修路發展經濟,“沒有辦法”、“繞不過去”只好毀壞文物;而正定縣的立“新”修復古城墻,據稱則是為了“逐步恢復古城原有風貌,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打基礎”。
與大理市的公然破壞文物相比,正定縣斥資3億元修復古城墻,貌似重視文物的價值。但另一個疑問隨之而來:與其斥巨資把古城墻變成一個現代的人造景觀,為什么不拿這筆錢對現存的城墻進行維護呢?
修得再舊,依然是新的。文物的價值,在于其穿越歷史滄桑背后的深厚內涵。被譽為建筑典范的希臘帕提農神廟,歷經千年只剩30多根石柱,沒聽說誰要去給它恢復原貌;舉世聞名的橢圓形古羅馬大角斗場,至今仍是斷壁殘墻。然而,正是這種對文物原狀的尊重和維護,對“少干預或不干預”文物保護原則的秉持,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底蘊。
當然,對于決策者來說,保護城墻只是一種表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或許才是更重要的目標。成功申遺的好處自不待言,不僅可以獲得名氣,同時也意味著大量的旅游收益。換句話說,這種保護還是沒有逃脫“文物經濟”的思維。
說白了,不管是拆城墻,還是修城墻,不管是破“舊”,還是立“新”,背后的主要驅動力,恐怕還是經濟利益,政績沖動。為了利益,可以不顧文物部門和群眾的反對,不惜以破壞文物古跡為代價,搞各種各樣的建設開發;同樣是為了這種利益,“文物搭臺、經濟唱戲”,耗費巨資建造類似“西門慶故里”這樣的“文化項目”,或是硬把真文物改造成假古董,不僅讓老祖宗生氣,也給地方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
一邊是真文物在“GDP崇拜”下的灰飛煙滅,一邊卻又是假古董在利益驅動下橫空出世,令人深思。這里面既有對文物保護的無知,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領導“揣著明白裝糊涂”的算計。文物保護往往只需要投入,并不能給個人或者小團體帶來什么直接的物質回報;相反,毀文物搞開發,或者把真文物改造成假古董,則可能在大興土木的過程中博取名聲、撈到好處。
“以前過分注意經濟建設,文化遺產的損失巨大,現在遇到經濟危機,又把文化變成經濟的工具,繼續拿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可能又進入新一輪怪圈,產生的危害可能要10年以后才能看到。”對于“真文物遭殃”和“假古董吃香”的現象,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曾表達了這樣的擔憂。而如何維護文物在經濟利益沖動面前的尊嚴,如何避免“山寨版”文物的橫空出世,不僅需要決策者提高思想覺悟,更需要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以及文物保護法的真正發力。 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