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官員非正常死亡背后

　　記者 周群峰

　　12月8日下午,在泰山景區內普照寺附近,一位54歲的男子自縊身亡。

　　次日,山東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區分局、泰安市中心醫院、泰安市泰山區殯儀館等多個信息源證實,該男子為泰安市委常委、副市長劉衛東。泰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經現場初步勘查認定,劉衛東符合自殺特征。

　　在劉衛東自縊當日,廣東開平市前市長、現江門市林業和園林局局長余雪俊從某公寓18樓墜下,當場身亡。

　　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截至12月8日,2016年中國已有36名官員非正常死亡。

　　2009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國家公務員心理健康應用研究中心,開始關注官員自殺現象。該中心致力于公務員的心理健康及素質提高。該中心主任祝卓宏給《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一項數據顯示, 2009年-2015年7年間,共有209名官員自殺、失蹤或疑似自殺。每一年的數量分別是22、25、23、17、11、60、 51。

　　祝卓宏現在還是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主任。該中心由中央國家機關工會聯合會、中國科學院工會委員會、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建。自2008年12月1日成立至今,該中心一直為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祝卓宏給各級公務員講課時,最受歡迎的課程就是壓力管理課程。他說,從近幾年媒體的公開報道看,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來越受到關注。但公眾大多下意識地將這一現象與官員的腐敗聯系起來,但事實上導致官員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員的心理狀況。

　　墜亡率高企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曾有觀點認為,現在官員自殺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這個說法沒有權威出處。許燕主要研究的領域是領導干部心理特征與測評,她多次給公務員提供過心理咨詢服務。

　　許燕說,談論官員非正常死亡現象,可以從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這幾年發生的幾個標志性事件進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時任山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從駐地京西賓館墜樓身亡。他后來被證實并非畏罪自殺,而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導致輕生。

　　祝卓宏和許燕都認為,2009年是全社會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體報道中,共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為此,中紀委、中組部的有關負責人特別重視公務員心理健康工作,他們還曾經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師大心理學院考察座談,請專家做事件分析。

　　許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紀委牽頭的這個研究成果是保密的。“但是得出一個結論是,很多非正常死亡的官員不是畏罪自殺,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值得關注。”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礎上,2011年年底,中紀委、中組部聯合下發《關于關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養的意見》。此后,關于公務員心理健康的講座與培訓,開始在各級政府機關頻繁舉辦,中央黨校的課程設置,也開始出現心理學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后,這種現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從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數量明顯增多。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自殺、失蹤或疑似自殺的官員有51人,明確報道為墜亡的人數高達27人,比例超過50%。2016年至今非正常死亡的36名官員中,至少有21人被證實為墜亡(墜樓或墜橋),比例接近6成。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份非正常死亡的8名官員中, 有7人為墜亡。

　　許燕認為,官員選擇用什么方式死亡,與其身處的大環境相關。“現在,在城市,自殺方式多是墜樓,在農村特別是農村女性,多是喝毒藥。對這類官員而言,他們只會采用城市中多數人的自殺方式,并沒有特殊含義。”

　　另外,官員大多認為在家中自殺不吉利,還會給家人帶來陰影,所以很少有官員在家中自殺。

　　許燕說,有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員自殺前會有征兆,但非專業人士很難覺察到。“從心理學分析,為了保證自殺成功,他們自殺前要做很多掩飾性行為。”

　　許燕說,如果官員有嚴重失眠,還會時不時提醒家人不管家里出現什么事都要好好活著,透露家里有多少存款等,親友要提高警惕。“他們這些話可能就是在婉轉地交待后事。”

　　官員失眠率25%

　　近年來,官員作為抑郁癥患者中一個隱秘的群體,逐漸浮出水面。《中國新聞周刊》發現,2016年已公開報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員中,在相關通報中,有12人被明確指出有抑郁癥或抑郁傾向。

　　在跟官員上課或咨詢時,有一些案例讓許燕印象深刻。

　　曾經有一位官員在課堂上對她說:“許老師,你看見這扇窗戶沒有?我現在看見這扇窗戶,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事情過去了多年,許燕至今對那一幕記憶猶新。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該官員說那番話時一本正經,沒有開玩笑的意思,說的都是真實的心里感受。

　　公安部心理危機干預專家、浙江省公安廳首席心理專家趙國秋,現在還是浙江省大眾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現在每周僅有半天時間坐診,大約接診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務員。

　　2013年,一名患重度抑郁癥的官員,提前掛好了趙國秋的專家門診。過了幾天,當趙國秋向該患者家屬通知診療時間時,在電話那頭,該官員的妻子哭著說:“昨天,他已經跳樓自殺了,現在還看什么醫生啊?”

　　一天后,趙國秋看到了該官員因抑郁癥墜樓身亡的新聞。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衛生所曾有研究證明,中國人有嚴重心理問題的人數比例達到13% 15%,其中患抑郁性障礙者大約占了6%。而公務員群體中患有抑郁性障礙的比例要高于6%。

　　趙國秋說,通過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來的數據是,公務員幸福指數不高,心理障礙指數和職業倦怠指數都較高。“這個群體失眠的比例達到25%左右,換言之,每4個公務員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現象。”

　　趙國秋說,“10%的嚴重抑郁癥者會以自殺方式結束病疼, 50% 60%的自殺官員本質上都患有抑郁癥。”

　　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詢問中心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

　　同年,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職場心理健康調研報告》中,政府機關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數倒數第一。

　　公安部近兩年的一組數據也引人關注:2015年和2014年,全國因公犧牲的公安民警人數分別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崗位上突發心梗或腦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數分別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犧牲比例較高。

　　“換句話說,近兩年里,有近半數犧牲的干警不是因為與歹徒做斗爭獻身的,而是多種壓力下發病去世的,這非常值得關注。”祝卓宏說。

　　祝卓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心梗、腦溢血、癌癥、抑郁癥,這4種病是公務員最常見的嚴重慢性疾病。“(公務員)患這幾種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職業多,現在還沒有確切數據。但是這些疾病往往都跟壓力有關,壓力越大越容易得這些病。”

　　祝卓宏認為,從有關調研結果看,公務員的壓力來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還有收入上的。

　　有些官員的非正常死亡,與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關。2015年跳河自殺的柳州市原市長肖文蓀,就是由于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壓力都很大,長期壓力下出現抑郁,自殺前已經出現幻覺、被害妄想等癥狀。

　　諱疾忌醫

　　盡管很多官員受心理疾病困擾,但很少會主動找心理醫生或專家咨詢。

　　祝卓宏曾接觸過一位基層官員,身體長期不適,懷疑自己得了嚴重疾病,卻因怕影響晉升不敢去醫院,也不敢公開此事。他把風水先生請到家中,把家具重新換了位置。過一段時間又覺得不行,就再請一位風水先生到家。

　　幾個風水先生折騰幾次之后,他最后萬不得已到北京醫院看病,醫生推薦他找心理醫生治療。

　　最忙的時候,許燕幾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門,作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講座。她發現,講課時,這個群體很活躍,他們很喜歡聽心理壓力的自我診斷與調節課程。但是,許燕也發現,這些人很少有人愿意袒露心聲,不會公開說自己有心理問題。

　　許燕說,她一般會留個電話號碼,課后往往會有人打電話給她,但是電話中這些人也往往有顧忌,只是簡單說一點,為了少留痕跡,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電話。

　　有的人會找一個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約許燕面談,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問題。談話時,許燕會跟他們承諾保密,全程也不會有錄音錄像。

　　趙國秋也提到了類似的情況。他說,到他門診去的有心理問題的官員,外地的一般提前一兩天到杭州,找時間和他聊一會,配點藥,回去;有的會跟他約到一個私密的地方,敞開心扉聊幾個小時;也有人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讓秘書代診。

　　讓趙國秋印象深刻的是,這類人群中,為了盡量不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醫保,甚至隱姓埋名。

　　一位與多位高官有過直接接觸的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個案例:幾年前,某省一名高級別官員身患重度肝病后,通過私人關系認識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醫生,然后托其聯系好肝源。在國慶假期,該官員以旅游為名,偷偷來京做肝臟移植手術。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養。

　　上述知情者稱,肝移植手術價格不菲,但是該官員寧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醫保程序。因為一走報銷流程,就會形成電子記錄,病情就被公開了。

　　這位知情者稱,很多官員患病后不敢走醫保程序,但是醫療費又非常昂貴,就可能通過老板贊助,或挪用公款等湊齊醫療費。“而這樣做,很容易為他們今后走上腐敗道路埋下伏筆。”

　　病情與仕途之間的關系,雖然并沒有一些公開的規定,但確是官場的一種慣例。更重要的是,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對手揪住,并向組織反映。

　　北京市直屬機關一名官員曾向媒體透露,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就不得不放棄一些已經到手的東西。他說,即使感覺自己心理有問題,也知道可能會引起相關疾病,也不會去咨詢,因為沒有人能保證這些隱私不會外傳。“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傾訴,以免讓他們擔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著。”

　　四川省社會學學會會長陳昌文說,官員需要面對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有些工作與自己的認知相沖突,會引起一些心理問題。而不健康的官場生態也會帶來一些心理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隱瞞的話,會進一步加重官員的病情。

　　湖北省交通廳副廳長馬立軍在今年5月份墜亡后,與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員,曾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對官員被污名化的擔憂。

　　他說,現在一旦有官員非正常死亡,網絡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層次原因的時候,先會發出一片叫好聲。這事實上是對非正常死亡官員的不尊重,是對其做了畏罪自殺的心理預設。

　　祝卓宏說,公眾會把某些負面形象的公務員貼上標簽后,泛化為全部公務員的整體印象,這在心理學上叫“刻板印象”。

　　祝卓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消除這種“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務員隊伍應剔除害群之馬,同時也應適當引導社會輿論,避免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