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報道，9月10日，美國中央情報局、林務局為設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中部山區赫爾營的“西藏自由斗士榮譽紀念碑匾”舉行揭幕儀式，以“紀念”從1958年至1964年由中情局培訓的“西藏自由斗士”及其美國教官。達賴集團在當地的組織、前中情局特工、曾受訓的藏人和少數美國議員、林務局官員等參加了活動。匾牌文字吹捧當年受訓者“是最棒和最勇敢的一代”，到場美國會參議員聲稱“匾牌是美國和西藏人民共同努力的一個象征，同時可以使我們永久的紀念西藏自由斗士和他們的教官”。時至今日，有人還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達賴集團與美國中情局聯手策動武裝叛亂、搞“西藏獨立”的最骯臟、最無恥、最陰暗的一幕拿出來紀念，這不能不引人們思索。從這個角度講，這個匾牌設得好，好就好在它使人們重新想起當年達賴和美國中情局秘密勾結顛覆新中國的罪惡歷史，揭示了達賴集團一貫搞暴力恐怖的本來面目，暴露了達賴和某些外國人時刻準備再次用暴力恐怖手段實現“西藏獨立”的真實用心。
赫爾訓練營的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直接插手“西藏問題”，企圖利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達到遏制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破壞中國統一的目的。早在1954年，美國中情局就開始在藏族人中招募特工人員，并在境外訓練，然后派遣偷渡回到西藏，進行武裝叛亂和暴力恐怖活動。負責與美方聯絡和組織招募特工的負責人就是達賴的大哥土登諾布和二哥嘉樂頓珠。1956年春四川西部藏區的叛亂武裝“四水六崗衛教軍”被擊潰后竄入拉薩，這被美國視為插手西藏、分裂中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時任中情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說，“我們要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秘密幫助，襲擾中國”。這年11月土登諾布和嘉樂頓珠在印度加爾各答向中情局請求援助，雙方一拍即合。美國當即表示可以幫助訓練“康巴游擊戰士”，然后再空投回去，根據他們反饋的情報對當地叛軍予以支援。訓練基地先是設在太平洋琉球、塞班等島嶼，后來因受訓藏人身體不適，重新選擇了位于美國本土、與西藏地形相近的海拔10000英尺、位于落基山脈深處的赫爾營。
1957年7月16日《丹佛郵報》報道，科羅拉多州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基地的門口赫然懸掛“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讓登山者誤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警衛也得到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就是在這個遙遠的秘密基地，美中情局和達賴集團先后挑選了170多名叛亂分子（也有親歷者說有300多人）進行訓練，內容包括兵器、爆破、竊聽、電臺及開展游擊戰等各種技能。據美國1964年財政撥款計劃顯示，當年美國給秘密培訓基地的費用是40萬美元，用于支付受訓藏人返回的路費等約35.5萬美元，給“藏人游擊組織”的費用50萬美元，給“設備、交通”等為22.5萬美元。這些被挑出來受訓的叛匪當時根本不知道將要去哪里，更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么命運。
“西藏自由斗士”罪行累累
中情局的資料顯示，從1957年起先后有8批共49名受訓叛匪帶著電臺被空投到以拉薩、昌都、理塘等為中心的核心叛亂地區，擔負收集情報、引導美國空軍偵察和組織叛亂武裝任務。此后在這些特工的指引下，美國空軍對藏區叛匪進行了30多次空投，投下的物資多達250噸，包括近萬支M1步槍、司登沖鋒槍等槍械，輕便的57無后坐力炮、高射機槍以及金錢等，以至于一些叛匪見錢眼開，為爭奪物資發生激烈火并。據一些受訓叛匪后來交待，他們在科羅拉多州訓練后，直接空投到康區十一個地區，直到1963年都在與中國軍隊作戰，美國也一直支援武器和彈藥。第二批空投回藏的旺堆嘉措后來擔任了“四水六崗衛教軍”司令，直至1974年在中尼邊境被尼泊爾軍擊斃。
流竄藏區的叛匪得到美國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援助后，大肆征募人員，氣焰更加囂張，“四水六崗衛教軍”人數一度發展到4000多人。他們攻擊黨政機關、人民解放軍，破壞交通，殘忍殺害愛國人士，使叛亂活動四處蔓延。包括受訓特工在內的叛亂武裝披著“民族、宗教”的外衣，干了大量殘害藏族人民的事。在山南僅有59戶的凱松溪卡，被“衛教軍”擄掠達10個月之久，澤當周邊許多婦女遭到強奸，叛匪任意搶奪財物、騾馬，藏民稍不順從即遭殘殺，叛匪之間為利益爭奪也內訌不斷。當時達賴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有記錄，僅1958年8月，就收到藏民控告叛亂武裝的案件70多起。
這么一個“衛教軍”卻得到達賴的公開支持。1957年7月，當時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達賴接受他們奉獻的“金寶座”，并向在場的500人回贈禮品、掛哈達，極大鼓舞了叛亂活動。他的三哥洛桑三旦明確要求江達地區頭人齊美公布發動叛亂，說“這是達賴喇嘛的指令”。正是在達賴的支持、庇護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達賴對于美國中情局在整個武裝叛亂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加吹捧，感恩莫名。1999年6月10日，《紐約書評》“達賴談繼承人和中情局”一文報道，達賴說，“康巴人之所以能在藏南肅清漢人得益于中情局。如果沒有中情局的幫助康巴人就不能肅清漢人，如果藏南的漢人不肅清我也不能從拉薩逃到印度”。
事實充分說明，在赫爾營受訓的只是些封建農奴制度的擁護者和反動農奴主的打手。美國教官教給這些人種種殺人技術，通過他們在西藏制造叛亂和殺戮，欠下了中國人民一筆至今未還的血債。中情局一些人不思悔改，還伙同達賴集團立牌匾紀念過去的罪惡，這恰恰可以提示善良的人們：在這個世界上，仍有人沉溺于分裂中國的幻想之中。
“西藏自由斗士”可悲的下場
達賴集團叛亂行徑根本不得人心。在廣大藏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了叛亂，殘余的叛匪向境外逃竄。據中情局的資料，空投回藏區的49名特工，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俘（后被中國政府寬大釋放），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荒山野嶺逃竄時凍餓而死。倒霉的“自由斗士”到了境外，利用價值迅速貶值。他們盤踞在尼泊爾的木斯塘地區，最初尚能得到中情局的一些空投物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中國邊境的威脅越來越低，也就越來越不能討得主子歡心。1965年，中情局停止了空投。1972年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后，美國從自身戰略需要出發中止了對“藏獨”分子的資助。1974年尼泊爾政府一舉殲滅了盤據在木斯塘地區的叛匪。
叛匪這樣的下場并不讓人意外，因為作為別人手上的棋子，命運從來不是由自己決定的。《冷戰孤兒》一書的作者克納斯說得很直白，對于美國人來說，美國插手西藏事務的目的從一開始就很明確：“這和幫助西藏人一點關系都沒有，只是要給共產黨中國制造點麻煩。”當時負責中情局與達賴集團聯絡的特工拉莫次仁說，美國之所以支持西藏游擊隊行動，是因為利用藏人在西藏收集情報對美國非常重要。在尼泊爾清繳叛匪之后的審判中，一些頭目交待，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政府更迭，有幾年的時間中情局根本不提供物資，結果不少叛匪被餓死凍死在山里。對這些人的命運，達賴是清楚的；對美國的“可靠性”，達賴更是心知肚明。他在1990年的“自傳”中對此有生動描述：“美國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提供美制的裝備。他們空投的都是粗制濫造的火箭炮及老舊的英制步槍，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極為普遍，萬一被中方擄獲，也無法追蹤來源”。“這不是因為他們（美國人）關心西藏的獨立，而是作為他們在全世界企圖破壞共產黨政府穩定的努力的一部分”。1995年11月，達賴在達蘭薩拉與當年在赫爾營負責訓練叛匪的中情局退休官員見面時回顧過去的合作，說：“美國政府卷入西藏事務并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戰術需要”。達賴和美國中情局的關系，說白了，就是互相利用、互相支撐，必要時也不妨互相出賣。
達賴沒有放棄暴力恐怖一手
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達賴標榜“中間道路”，聲稱改行“非暴力”了。但是，對他與美國中情局聯手導演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那場武裝叛亂及其給廣大藏族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他從來沒有半句懺悔。在上述1990年自傳中，達賴抱怨的僅僅是中情局給的武器還不夠先進，害得他們一伙殺人還不夠多。幾十年來，達賴不斷向境外藏胞灌輸1959年的武裝叛亂是“和平抗議”，今年6月2日達賴在達蘭薩拉公然對2000多名學生講，“我們爭取的是一個民族的正義斗爭，這樣的斗爭是要換代的，你們要一代一代地奮斗下去”,這不是公開煽動重演1959年武裝叛亂那一幕嗎！。
達賴的“非暴力”是說給國際社會聽的，以騙取同情和金錢，也給他的外國主子支持“西藏獨立”搞一塊遮羞布，實際上他領導的這股勢力從來沒有停止過暴力恐怖活動。最近的例子就是2008年“3·14”發生在拉薩的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在事發之前的3月3日，達賴專門接見了一個從國內跑出去的理塘籍犯罪分子組成的組織，稱他們“為了西藏人民的事業而受苦”，并“贊賞”歷史上理塘人“率先抵抗了共產黨軍隊向西藏殘暴和不道德的入侵”。“3·14”事件之后，面對犯罪分子大量血腥暴行的事實，達賴對英國BBC記者宣稱“無論藏人在何時做何事，我都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這是人民的行動”，唯恐暴力活動鬧不大。“以純”服裝店5個少女被活活燒死，他卻誣蔑被燒的是妓院、被燒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殺人有理。“藏青會”頭目次旺仁增公開對意大利“晚郵報”宣稱“將采取包括自殺式襲擊在內的所有可能手段”，但以“西藏國家和政府的領袖”自居的達賴從來沒有對此類言行有半句批評，相反卻以“民主權利”為借口百般包庇、縱容。
今天，達賴集團和美國一些人公然紀念當年的武裝叛亂分子，吹捧這些人是“最棒和最勇敢的一代”，鼓吹其“為西藏自由獻身”的精神，實際上就是呼喚暴力，誘騙境外涉事不深的藏胞青年加入到暴力恐怖的行列，一旦時機成熟，就如同那些人一樣再次到西藏土地上殺人放火。筆者愿意奉勸一句，不要說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會甘心情愿給達賴和中情局當這份炮灰，即使有這樣的人，其結果也無非是有一天美國某地再樹一塊這樣的匾牌而已。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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