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共衛東海與南海邊疆面臨的主要阻力

　　東海與南海問題涉及主權爭端，涉及多國多方，存在著非常激烈的戰略制衡與利益爭奪。受當前兩岸關系、島內政治現實和外部勢力等多重因素影響，海峽兩岸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合作面臨著不少的阻力、障礙和矛盾。

　　第一，主要障礙是兩岸長期隔閡形成的對立思維。由于60年來兩岸一度長期處于隔絕對立狀態，加之20年“臺獨”分裂勢力挑撥離間、李登輝和民進黨推行“臺獨”和“去中國化”政策，兩岸在很多情況下不由自主地從政治對立角度判斷對方、從“別有用心”角度定位對方、從“防止上當”角度應對對方。受此影響,臺灣方面一直將大陸視作其主要假想敵，即使當前兩岸關系大大緩和甚至實現了和平發展，但仍視大陸為其最大安全與軍事威脅。正如有的學者說，“大陸一天不放松對臺灣的政治意圖，臺灣就不得不心存戒心，而不會脫離東亞民主國家的區域安全架構，臺灣也不可能與大陸在政治軍事上聯手”。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要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進行合作，共同對付日本與菲、越等國，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近年來，臺灣當局避談統一，很少公開談及對整個中國疆域的“主權”，往往更為強調和看重實際的“治權”。因而，臺灣方面與大陸合作維護疆海疆域主觀愿望并不強烈，且存有固有對立思維，這極不利于兩岸共同維護東海與南海主權。

　　第二，最大阻力是美日等外部因素干擾。美國是東海與南海局勢的始作俑者，也是兩岸合作交流的最大牽制。在南海，美國先后扮演過四種角色：50、60年代認為“主權未定”，扮演“旁觀者”；70、80年代提出“不介入沖突”，扮演“中立者”；冷戰后提出應對“新的不穩定因素”，扮演“制衡者”；近兩年打著“維護航行自由”幌子直接介入爭端，扮演“挑撥者”。在釣魚島，美國是最大推手，“二戰”后被美軍設成靶場；70年代對日私相授受；之后保持所謂“中立”，對“主權不持立場”；近兩年立場倒退，不僅認為“管理權歸日本”，而且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明顯“拉偏架”。美國在重返亞太的大背景下，一直在中國周邊制造事端、搞“平衡”，通過表面中立、實質卷入以維護其在亞太事務的主導權。即便近年來兩岸關系大幅緩和，美國也表示出某種程度的歡迎和肯定，但美國內心深入并不希望兩岸走得過近，其對中國的強大與崛起有著深刻的憂慮和防范。當兩岸關系的緩和發展到可能在領土主權問題上進行合作，對美國將是重大的危機和警訊，其必然會想方設法分化瓦解、挑撥離間。特別是在美“重返亞太”的大背景下，臺灣在其亞太整體戰略中角色與地位將更加重要，美希望保有與維護臺灣這一永不沈沒的“東方艦空母艦”。可以預料，今后兩岸如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采取統一行動，將不得不面對美國的阻撓和分化。

　　另外，日本和菲、越等相關國也是直接影響兩岸合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日本，最為擔心兩岸“聯手”，認為一旦發生此情形，不但會使其“腹背受敵”，且會改變東亞區域安全架構。日本采取多種手段利誘臺灣，分化兩岸。日臺在相隔17年之后簽訂“民間漁業協議”，就是日本在兩岸關系打入的“楔子”，也是在兩岸東海合作埋下的“禍根”，意圖是拉攏臺灣、牽制大陸，防止兩岸組成“聯合陣線”。

　　第三，現實分歧是兩岸在定位、目標和策略上不盡相同。一是戰略定位有差異，大陸方面將東海與南海爭端視為對中華民族安全與海洋安全的重大威脅，并將日本和菲、越等國視為重要對手；而臺灣方面2013年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中反映出，大陸雖然是其主要假想敵，卻沒有將東海與南海爭端視為重大威脅，也沒有將日本和菲、越等國作為重要作戰對象，對相關國家的主權爭議更多的是采取應急處理模式。

　　二是戰略目標有差異，中國大陸的核心目標是維護中華民族領土和主權完整，并確保中國海洋權益不受侵害，但臺灣方面則更多的是為了參與國際社會，彰顯作為“主權國家”的實際存在、作為利益相關方在解決問題上的重要角色與影響力。

　　三是具體策略有差異，大陸方面希望采取雙方或雙邊模式解決東海與南海問題，反對在多邊機制下解決，尤其是堅決反對外部因素介入；臺灣方面傾向于相關國家多方參與。這些分歧和差異，不僅將直接影響兩岸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的合作，而且一旦分歧放大，極易被日本和菲、越等國挑撥利用。

　　第四，直接挑戰是臺灣當局對兩岸聯手顧慮重重。臺灣當局東海與南海政策大體經歷了由相對積極到相對消極的過程。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堅持主權立場，堅決捍衛主權，支持兩岸一定程度合作；李登輝時代，初期積極，中后期后退，對兩岸合作相對排斥；陳水扁時代，政策混亂，飄乎不定，甚至不惜以妥協退讓，換取相關國家支持。進入馬英九時代，雖回歸國民黨傳統立場和政策，但對兩岸在東海和南海上進行合作顧慮重重，主要歸結為“五憂”：

　　一是憂被邊緣化，由于國際上大都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兩岸又未能對此作出妥善安排，臺灣受自身實力影響，害怕在大國相爭中失去“話語權”，無法確保自身權益。

　　二是憂美國壓力，臺灣視美國為其政治和安全靠山，時時處處顧慮美方政策，即使面對民族大義，也不敢與大陸輕易聯手。

　　三憂損害臺日及東盟關系，臺日為“特別伙伴關系”，日本面對大陸強勢反擊，采取分化兩岸、利誘加警告的策略防止兩岸聯手，而越、菲又為東盟有影響的大國，因此臺灣不敢于與大陸走得過近。

　　四憂民進黨攻擊，民進黨是東海與南海合作的最大內部牽制力量，民進黨向來反對兩岸在海洋事務尤其是領土主權和軍事安全上進行合作，臺灣與大陸聯手很容易被民進黨扣上“親中賣臺”、“聯中保釣”、“聯中反美”的帽子。

　　五憂大陸統戰，擔心大陸有“統戰”企圖，一旦聯手，臺灣被迫附和大陸主張。

　　因此，臺灣當局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多次表態，“兩岸不聯手”。菲律賓槍殺臺灣漁民事件發生后，兩岸對聯手護漁呼聲高漲，但臺灣“陸委會”主任王郁琦仍堅持“兩岸不會聯手護漁”。臺灣當局不支持兩岸合作甚至表示公開反對，雖有其種種內部顧慮，但對兩岸互信卻有所損害。即使大陸官方可以對此不予置理，甚至表示出某種程度的理解，但大陸民眾在感情上卻無法接受。特別是在一些突發情況下，如臺灣當局的言行與大陸民眾的期待出現大的落差時，將對兩岸政治互信甚至兩岸關系發展帶來不可低估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