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之外，戈迪默以自己的行為闡釋了一個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兩種個人品質：永葆人格獨立，擔當社會責任。

　　納丁·戈迪默是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眾多作品早已跨越國界，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如《說謊的日子》（1953）、《陌生人的世界》（1958）、《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1966）、《博格的女兒》（1979）、《士兵的擁抱》（1983）、《大自然的游戲》（1987）、《根本的姿態》（1988）、《我兒子的故事》（1990）等。

　　戈迪默終生關心人類的解放，歷來反對種族歧視，因此她的《陌生人的世界》、《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和《博格的女兒》在南非曾分別被禁達10年、12年和4個月。與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英國）、馬拉巴特獎（意大利）、奈麗·薩克斯獎（德國）等不同，作品三度被禁是戈迪默的另一種榮耀。身為白人，卻始終在為受凌辱的黑人鳴不平，戈迪默被譽為“南非的良心”絕非偶然。

　　戈迪默讓人想起《黑奴吁天錄》的作者斯陀夫人和宣布解放黑奴的林肯總統。他們三人都有博大的心靈，都深刻地理解了自由：在別人不自由的情形下，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在《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里，戈迪默刻畫了在白人統治下一個白人的悲劇：白人麥克斯反對種族歧視，卻欲做正直之人而不得。他在警察的逼迫下出賣了白人、黑人同志，最后內疚地選擇了自殺。隨著黑人被槍殺，白人走向自我毀滅，戈迪默同時為黑人和白人嘆息。

　　戈迪默聚焦于種族隔離制度下南非黑人與白人的命運，其作品有濃郁的反種族主義色彩，或者說有政治特色，但她并不是圖解政治，而是用文學的筆法生動而深刻地刻畫了種族歧視給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的嚴重扭曲與痛苦，從《我兒子的故事》、《七月的人民》和《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等可窺一斑。

　　在《我兒子的故事》中，黑人革命家索尼的兒子威爾發現父親和白種女人漢娜有奸情，感到驚訝和惡心。威爾之所以惡心，是因為他愛自己的母親，還因為他對白人心懷怨恨。奇怪的是，威爾做色情夢時夢見的又偏偏全是白種女人，他還經常對著白種女人的裸體像手淫。戈迪默通過威爾的行為突出地表現了黑人對白人既怨恨又欣羨的病態心理，也顯示了她對社會矛盾和人性弱點的深刻洞察。

　　《七月的人民》立足于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劇烈沖突，預言性地敘述了內戰的恐怖。戈迪默設想出頗具真實性的情境，讓白人和黑人易位而處——白人當奴仆，黑人當主人——讓白人親身感受到了種族隔離的滋味。這種從現實設想未來的創作手法可謂另辟蹊徑，被評論家譽為“預言現實主義”。此外，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也顯示了戈迪默深厚的生活底蘊與文學功力。

　　戈迪默對南非一往情深，曾謝絕多個國家邀她去定居的邀請。她自己曾說，她雖然反對種族主義政府，但她決不愿離開本土，因為她可以讓她的作品起些作用。當年她是把創作當作一項使命來完成的，她希望能用自己的創作喚起黑人的信心和白人的良心。在文學之外，戈迪默以自己的行為闡釋了一個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兩種個人品質：永葆人格獨立，擔當社會責任。

　　肉體的戈迪默走了，精神的戈迪默還在，從現在到未來！（莫雅平 詩人、翻譯家、《我兒子的故事》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