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森
●嘉 賓:湯惟杰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如果商業大片長期在主流院線占據絕對強勢地位,長此以往,難保我們的進口影片的文化含量不越來越低,觀眾口味也隨之越來越褊狹。
●我們不能因為票房的高低,就認為它反映了什么,分析結論不是可以那么輕易就下的。
解放觀點: “《悲慘世界》票房很悲慘”,近來,對于影片 《悲慘世界》在內地的票房表現,不少人持這樣的論調。與此相對比的是,該片在日、韓上映時,引發了觀影熱潮; 2002年,作為第一部在上海大劇院駐場連演的百老匯經典音樂劇, 《悲慘世界》引發的觀劇盛況至今讓上海市民難忘。對于這種 “落差”,您怎么看?
湯惟杰:除了你剛才提到的幾重 “落差”,我還能再補充幾個視角。比如,此番電影 《悲慘世界》在知名互聯網電影資料庫IMDb上的得分是7.8,屬于一個中上等的成績。它在本屆奧斯卡獲得了8項提名,最終斬獲的三個獎項,肯定了其為音樂劇電影化作出的貢獻。無論是 “最佳女配角”、“最佳混音”,還是 “最佳化妝與發型設計”,很大程度上都與其原本是舞臺劇密切關聯。
對于中國觀眾而言,電影 《悲慘世界》還有另一重記憶。 1978年,上譯版 《悲慘世界》 (1958年法、德、意聯合出品)在國內上映時,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譯制團隊是當時的最強陣容。在那個年代,這部由歐洲多國合拍的影片本身已屬質量上乘的 “大制作”,加上正值上譯廠鼎盛時期,時至今日,一說到 《悲慘世界》,不少人腦海里浮現的就是多年前的那個版本。此次 “經典再現”,想必也會忍不住調動昔日記憶,與當下之新觀感做一番比較。
再如,此番在豆瓣網上, 《悲慘世界》引發的爭議不可謂不大。盡管它在豆瓣網上的平均得分比在IMDb上高,上了8分,但我也看到不少人打了1分、 2分。有人指責安妮·海瑟薇的唱功完全不行,有人說整部影片很沉悶很拖沓。
解放觀點:您認為,這說明了什么呢?
湯惟杰: “落差”往往因比較而成立,但這種 “落差”不是絕對的、靜態的。事實上,有些觀察只在某種視角下成立。就拿有不少人覺得這部片子沉悶拖沓來說,這個可能跟你對音樂劇的樣式是否熟悉有關,也可能跟你進電影院前的期待有關。抱此觀感的,大多是那些想把這部片子當成視聽奇觀來看的觀眾。這部片子畢竟是電影化了的音樂劇,它有相當多的近景和特寫,但它又不像真正意義上的音樂劇那樣,通過臺上臺下的互動形成很強的臨場感。當觀眾的期待與實際感受之間產生較大差別,心理上就產生了一種落差。
總體來說,中國觀眾對音樂劇 (包括音樂片)類型還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讓他完全從音樂的角度去欣賞,他可能會問,我為何不去買一張碟呢?觀眾到電影院去是有他們自己想法的,但是此番沒有滿足他們這方面的要求。
解放觀點:也就是說, 《悲慘世界》在內地電影市場上叫好不叫座,不能單純從音樂劇電影化之后是否被大眾接受的角度來看。
湯惟杰:對。哪怕是在歐美,也不是大多數人都欣賞電影化了的音樂劇。但他們與我們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的觀影人群比例更大,資深粉絲更多,產品細分程度更高,市場運作更成熟。除了緊跟市場潮流的視聽大片,他們還有大量投入不大、小有盈余卻能滿足各種觀賞訴求的文化產品。在評價一部影片的市場反響時,他們選擇的坐標系更多元。比如,不會簡單拿藝術電影的票房來跟一部商業大片比。票房成績,更多是作為事后驗證影片營銷成效的重要參考,而非衡量一部影片品質如何的絕對指標。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僅從 《悲慘世界》叫好不叫座這樣一個個案,就推斷國人不懂欣賞藝術電影,這是站不住腳的。
解放觀點:一段時間以來,類似 《悲慘世界》、 《藝術家》這樣叫好不叫座的影片都成為熱議的話題。一些文化觀察者似乎挺糾結,他們一方面覺得進口文藝片票房慘遭滑鐵盧并不奇怪,但另一方面,仍然對大眾的文化口味表示擔憂。
湯惟杰:這種擔憂也不無道理,跟當前中國電影的現實因素密切相關。我們的院線結構相對單一,常年以商業化大片唱主角,相對小眾的片子與公眾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很多。如此一來,觀眾和媒體經常容易陷入兩個誤區。第一,動輒拿創作訴求不同的作品 (商業的、藝術的)去比較;第二,評價任何一部影片,只會看票房。拍電影需要投資,利潤、票房的考慮無可厚非,但如果商業大片長期在主流院線占據絕對強勢地位,而藝術院線的建立遲遲提不上議事日程,長此以往,難保我們的進口影片的文化含量不越來越低,觀眾口味也隨之越來越褊狹。到時候,偶爾來一部藝術風格上別致一些的片子,就會是一片 “看不懂”、“不叫座”的聲音了。雖然前景未必如此悲觀,但的確值得引起重視和思考。
解放觀點:那么,現在社會上的這一系列反應,讓我們看到什么社會文化心理上的變化?
湯惟杰:還要繼續觀察。我們現在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而且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將文化產品看成一種文化表征的話,它確實會或直接或間接地將我們所有當代的經驗曲折地集納起來,甚至是反射出來。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它不是那么直接的,我們尤其不能因為票房的高低,就認為它反映了什么。分析結論不是可以那么輕易就下的。
當我們在做這種文化考察的時候,我們可以基于某些研究訴求,比如你是研究電影產業政策的,他是做電影產業經營的,你可以對一部影片、對觀眾某一具體的觀影行為予以分析、評判,但不能把他們輕易對象化、固定化、平面化。
就拿前不久很火的 《泰礮》來說,它某種程度上獲得的是一種因時因地的成功,里面有很多連主創團隊都預料不到的因素推著它走。它的確又受益于當代網絡文化、追星文化,甚至是 “簈絲文化”的興起。但哪怕它這次成功了,我們也不能說觀眾接下來就只買這種口味的賬。如果文藝創作者就此認為找到了一套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的成功模式,那只能說是一種創造力上的懶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