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因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奇思妙想,讓余隆、羅大佑、崔健、譚盾四位看似不搭界的人并排坐到了一起。一個是中國最活躍的指揮家、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辦者、一個是華語流行音樂教父、一個是中國搖滾的先驅者、一個是行走在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先鋒人物,在各自的領域里,他們都是“教父”級的人物,在生活中他們是孩子的父親,在昨晚的圍爐夜話中,他們是四個有故事的人,四個會聊天的男人。
在這場對話之前,我問余隆是什么靈感把這樣一個組合搬到音樂節的舞臺上?余隆的回答是“音樂”。譚盾自不必說,他是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老朋友,他源源不斷的創造力給音樂節帶來不少活力,羅大佑和崔健對于余隆更多的是一種情結,小時候余隆和崔健都是在部隊大院長大的,比崔健小幾歲的余隆整天看著他們大孩子們一起玩無比羨慕。伴隨余隆走過大學時代的是羅大佑的歌,那些校園歌曲讓他覺得生活特別美好,帶著無限憧憬他成為最早一批出國追夢古典音樂的學生,盡管那時對未來一無所知。在德國留學期間余隆聽得最多的是崔健,想家時迷茫時寂寞時,崔健是良藥。
這是一場不用完全設定話題的對話,四個人就像四本書,從48歲到58歲的年齡跨度也剛好是最成熟的階段,人生感悟一大把,但是兩個多小時下來發現談得最多的是“反叛”和“青春”。我最認同羅大佑的一句話,“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才能干得長久”,但是在這之前先要找到自己喜歡干的事,就算如崔健、羅大佑一樣功成名就的人,在尋找中也沒有捷徑,甚至充滿掙扎和痛苦。14歲開始吹小號的崔健,如果當年不被“除名”,他也許現在正坐在某個交響樂樂隊里。羅大佑學醫出身,做了8個月的放射科醫生,還干過內科和婦產科,如果不唱歌也許如今就是一個不知名的大夫。在中央音樂學院那充滿腳臭味兒的宿舍里,譚盾、郭文景、瞿小松、葉小綱四大才子年輕氣盛,經常給老師上演惡作劇。用崔健的話說,有今天是因為“他們每次給你設障,你就不斷地提高自己。一定不能妥協,你要妥協的話,下場就特慘。”
走出對話現場,三里屯village廣場前的大屏幕上還在直播,晚上的風挺冷,但廣場上還是有近百人站立觀看崔健的表演,有人在隨著節奏搖擺身體。屏幕上崔健正在嘶吼《紅旗下的蛋》,依然充滿一股不妥協的勁兒,一如他在對話過程中緊緊攥著拳頭的手。
再不折騰,我們就老了。崔健說他希望有一天進國家大劇院唱搖滾樂。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