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孫犁先生的《曲終集》,先生在“文事瑣談”中感慨:“有了幾次經驗,得出一個結論:第一,寫文章,有形無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寫到朋友,只用頌體;第二,當前寫文章,貶不行,平實也不行。只能揚著寫,只能吹。”此話,與其說這是經驗,不如說是教訓,因為先生自稱“因為寫文章得罪過三次朋友了”。
孫犁先生是經歷過歷次運動,寫文章謹小慎微,可以理解;先生又宅心仁厚,不愿做傷害朋友感情的事,字斟句酌,值得理解。
孫犁先生此文,寫于1991年7月23日,20多年過去了,他的擔憂今天過時了嗎?翻檢現實,我們悲哀地發現,寫文藝批評、文學批評的文章,同樣是一件有風險的事。郭慶祥因在文章中批評畫家范曾“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而被告上法庭,不僅要書面道歉,還要精神損害撫慰金7萬元。
寫文章寫出了官司,不少;因正常的批評而被嗆聲,也不少。前年4月間,在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研討會上,趙本山自稱,“就想聽‘壞話’和真話。我永遠感謝讓我經受磨難的人和給我批評的人。”但是,當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曾慶瑞坦言,《鄉村愛情故事》展現了農民生活的很多場景、片斷,但缺乏“歷史進程中本質的真實”,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夠典型,趙本山一下子惱羞成怒,反駁道:“您熟不熟悉農村生活?農村到底什么樣?您去沒去過?您體驗過嗎?如果沒有發言權的話,那考慮好再說。我來是想找一服對我有好處的藥,別給我開一服藥我吃了就死的。我想找一個好醫生,不是假醫生。我想吃良藥,不希望吃毒藥。”
如此這般,誰還敢批評?誰還愿意批評?
不得不說,今天,有見地的批評少了、敢批評的人少了,與之相反的是,唱贊歌的“批評”多了。一部作品剛出世,批評家贊不絕口,說得天花亂墜,褒得完美無缺,讓人納悶:這是正常的批評還是肉麻的廣告?
如果說批評家拘囿于種種顧慮不敢批評還情有可原,如果在金錢的收買下,故意昧著良心說假話、套話和大話,則更傷害批評空氣。意大利批評家鮑瓦里說:“批評家是藝術家的天敵,應該保持獨立。”我國文藝評論家謝冕也疾呼:“評論家要排除人情、權勢、金錢的干擾,發出獨立的批評。”誠然,一旦批評家被權力豢養、被人情干擾、被金錢收買,就很難有獨立立場,這個時候,他所炮制的文字不可能有真知灼見,也不可能推動文化批評、文藝批評良性發展。
批評是個技術活,也是個良知活,如果亂評一氣,比如熱衷于酷評,語不驚人死不休,或者故意糟蹋人、作踐作品,就是要讓被批評對象難堪,這種惡劣的批評同樣應該被唾棄。
文藝批評是文藝機體的免疫系統,批評家扮演著啄木鳥的角色。批評家不應該失語,有力度的批評不應該缺席,否則文化發展、文藝繁榮就是一句空話。但愿孫犁們的感慨能夠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