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不能離開現實的土壤

　　近來，關注當下的社會生活、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多起來了，這折射出多年的文學創作，在經歷了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之后，經過迷惘徘徊和艱難探索，又重新走回到現實主義創作的軌道上來，許多作家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腳下的土地和眼前的生活，多層面挖掘和表現普通民眾的心靈情感和精神狀況，這對于重塑中國文學形象，發揮文學的社會責任，振興民族精神和復興民族文化，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脫離現實生活，文藝創作就會走入歧途。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經濟高速發展，物質財富極大地豐富起來，促進了中國向現代社會的快速轉型；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了市場的全球化，使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各種思想觀念和文化意識交錯碰撞，也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然而就中國當下的社會現狀而言，物質財富的增長成效顯著，文化精神的建設卻明顯滯后。比如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特大型城市或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社會管理卻缺乏創新，難以跟上，造成能源緊張，通脹頻現；比如社會上下物質欲望的過度膨脹，不僅使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也使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之爭更加激化，惡性事件屢屢發生，社會道德底線不斷受到挑戰；特別是金錢至上主義的盛行，不僅誘生出官場許多腐敗大案要案，也造成社會上低級趣味意識行為的泛濫，八卦、搞笑、戲說充斥于民眾日常的娛樂生活，穿越、玄幻、仙俠成為一些所謂玩文學者熱衷的元素，低俗、媚俗和庸俗的制作泛濫于網絡。這些都炙烤著國人的肉體和精神，急需社會公眾的反思。國家要發展，民族要復興，不能光有物質的豐富，更需要有精神文明的提升。當下的社會更渴望人文關懷，更需要重構民族精神。因此，現實主義文學的復興，正是時代的呼喚和現實的需要。

　　文藝創作向現實主義回歸，是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使然。中國文學自《詩經》開始，就樹起了現實主義的精神大旗，“詩三百”真實地記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近500年的歷史狀況，具體、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生活，其所創立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養育了后來一代又一代的進步詩人和作家。此后的中國文學，現實主義一直綿延不斷，從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詩歌創作，到建安文學“慷慨悲涼”的詩風以及“實錄”精神；從杜甫憂國憂民的《三吏》、《三別》，到白居易感時傷世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從反抗封建禮教、追求婚姻自由的《西廂記》，到描寫反映封建大家族腐朽沒落走向崩潰的《紅樓夢》，每一次文學高潮的到來或偉大作品的出現，幾乎都是以現實主義為標志的；就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盡管文學流派眾多，創作方法不斷出新，但“平民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和“為大眾”的文學等現實主義文學依然占據主流，并且成就斐然，貢獻最為突出，為20世紀中國文學創造了輝煌。

　　現實主義文學之所以在中國長盛不衰，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和經濟文化背景。中華民族自蒙昧之初，就在廣袤的黃土地上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然條件的艱苦，生存的艱辛，一開始就使先民們養成了深重的憂患意識和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農耕經濟催生的農耕文化，需要團結天下的生民，形成集體的力量，戰勝各種自然災害，從而孕育出中華民族勤勞堅韌、愛國愛家的優秀品質；同時關心民生，重視現實，救民于水火或施惠于民，成為歷代社會的核心意識和重要職責。在這種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國文學，必然會選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即使在文學史上那些為數不多的神話作品，如 “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等，以及屈原、李白等浪漫主義的偉大詩人，也都無不具有犧牲自我、勇于抗爭、追求真理和嫉惡如仇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往往也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所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