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魯迅寒假返校前,給弟弟們寫下了離別的幾首詩,“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20歲青年學子對撰文著書的審慎之心與英豪之氣,畢現無遺。魯迅作品生命之長,無數閱讀者穿越時空,汲取著其中的豐富營養,精神根底即在于此。
一本好書,往往承載著平生的智慧精華,于是乎它盡可超出年壽、榮華的限制,褪去名韁利鎖的羈絆,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不倚時運之濟,兀自獲得獨立長久的存在,從寸心走向了千古。“書是我們時代的生命”,“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為了歸宿于一卷書而存在”,哲人詩人說得在理,大業也好,盛事也罷,前提必須是書本身有生命力。
竹木簡冊,龜甲獸骨,制作的繁難,閱讀的不易,早讓位于現如今的輕便簡捷。早出快出濫出的世風,拼接湊合甚至偽造抄襲的潮流,使韋編三絕幾成絕響。訂而不閱、買而不看的書太多太多,消遣打發,門面裝點,雕琢虛飾,空耗甚至扼殺著圖書的形象。詩外的工夫,不是下決心修煉自己,而是炒作鼓噪包裝。
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紅樓夢》,在華裔翻譯家李治華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從開始到出版,法譯全本一共經歷了27個春秋,首版后一印再印,傳播甚廣。歌德前后寫了60年的《浮士德》,英文譯本不下20種,中文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等譯本始,前后歷經梁宗岱、錢春綺、綠原等多位譯家之手不斷“重譯”,已有七八個版本。當年郭沫若翻譯時“把自己三十年來的經驗融匯了進去”,后來綠原篤信《浮士德》“要從過去的‘媒婆’們把她遮掩一半的面紗后面走出來,還須借助幾代翻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書與人的經典,可以不間斷地接近。精神生命的永恒,包容著持久的詮釋。
清代考據家不滿前人的亂改妄校古籍,斥之為“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吳晗分析風氣敗壞的個中原因:一是為利益謀,地方官修志同時,刻印自己詩文,以揚名天下;二是上下串門送禮,官場行賄,書當陪襯。雅事變了味,成了牽線搭橋的俗物。如此時務,不能不遭人詬病。當時有位唐順之先生,臨終留有一信,遺囑不許為其刻文印集,結果也未得善終,到底被人納入彀中。現在再看其信,對照袞袞諸公今日所為,才覺毫不新鮮,代有人才,何其相似乃爾。“今世所謂文集,到處都是,多得很。其實一字無用。作者原來是想靠這個不朽的,結果相反,只會暴露自己的陋,給人取笑,這不叫做木災嗎?”
魯迅先生年過半百之后,對想以筆墨行世的青年,“以誠懇的心,進了一個苦口的忠告,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后的大勛業。”敬畏圖書,讀書人寫書人首先應秉持這樣的態度。草率倉促,浪得虛名,成品廢紙間速成速朽的浮濫之作,不過是完成了無聊的輪回而已。貽害無窮。
圖書的保質期,越長越好。展卷下筆之先,焉能不慎之又慎乎?但愿書比人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