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宇 繪
從“黃穗事件”到“田亮超生”,一個特殊群體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他們就是“官員化”的中國優秀運動員。這其中不乏在領導崗位上做出成績的成功典型,如鄧亞萍、熊倪、謝軍等,但身在其位不謀其職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不乏田亮郭晶晶這樣的大腕。
翻閱歷史資料,其實優秀運動員“賽而優則仕”現象不是問題,而是慣例。上世紀60年代的乒乓國手就曾經擔任國家體委主任,到80年代中國女排時代,優秀運動員從政更是一度風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激勵運動員更快更高更強,沒有獎金,也缺少物質刺激,所以給予一頂官帽或者類似待遇成為一種重要的精神獎勵。即便到2010年,在山東省體育局統一提拔下,邢傲偉、唐功紅、劉春紅等9名奧運冠軍也曾經集體晉升副處級領導職位。
當下“賽而優則仕”引來諸多非議,其實不是體制變了,而是“人心”變了。首先是一些運動員“人各有志”。例如李娜和黃穗,就想專心打球“不愿空占著一個領導職位卻不能效力”。其次是一些運動員“分身乏術”。譬如田亮劉翔郭晶晶,比賽上學拍戲等等社會事務一大堆,哪有時間精力打卡坐班履行公務。當然也有個別運動員奔著“吃空餉”而來,意圖名利雙收。
問題不在于“賽而優則仕”本身是對是錯,而在于這一現象被體制化后是否被扭曲。在一些體育的專業領域,“外行領導內行”只能走入歧途,非得有勇有謀的大將擔綱不可。當年中國乒乓曾經一度形勢低迷,蔡振華回國執掌大印后迅速東山再起便是一例。而在李娜黃穗事件中,紛爭背后卻是地方政府欲借“名人效應”拉抬政績。如果官員任免不是本著“人盡其才、權責匹配”的原則,這種動機不純的運動員“官員化”自然不符合《公務員法》的要求,更不能讓公眾心悅誠服。
有些名將不愿意“吃空餉”,而絕大部分“小將”卻不僅無空餉可吃,更要為退役之后的飯碗發愁,這種現象更值得我們關注。不久前,體操冠軍張尚武街頭賣藝,舉重名將淪為搓澡工,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不能不讓人唏噓。
我想,既然舉國體制短時間不能改變,而重視“體”和“智”的全面發展不失為解決當下“賽而優則仕”問題的現實辦法。如果每一個運動員在退役后都有靠自己雙手生存的本領,從政自然不再是人人爭走的獨木橋。從冠軍賣藝到“賽而優則仕”,給予運動員選擇自我命運的能力和自由方是大道。(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