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灣媒體報導，臺電核四發電廠因停建后又復建工程延誤，衍生出的工程契約變更、漲價準備金及改以火力電廠替代發電等損失近4,000億元新臺幣等。臺灣《經濟日報》今天刊載社論指出，這是將問題簡化，而且低估其損失。要知此一停建決策，不僅延誤核四工程所產生的直接、間接損失，而且因決策錯誤，對股市所造成的震蕩，及投資環境破壞，對整體經濟的沖擊，其損失更為驚人。

核四發電廠在１９９２年２月“行政院”核定興建時，裝置容量兩部機組各100萬瓩，預計投資1,697億元。１９９７年２月“經濟部”同意臺電將核四廠兩部機組各提高為135萬瓩，合計270萬瓩，預計投資調整為1,888億元。但到２０００年重估時，需投資2,082.1億元，２００６年重編預算更提高至2,335.5億元。亦即核四停建再復建后，所增加的工程延誤賠償、漲價等損失，若與１９９７年預計投資額比較，增加447.5億元，若與２０００年重估時比較，增加253.4億元。

社論說，由于核四廠發電延后，不得已改以油發電代替；但油發電成本遠高于核能，造成巨大損失。“經濟部”１９９７年２月核定核四廠調整為270萬瓩時，預定兩機組分別于２００４年７月與２００５年７月開始供電，但現已延至２０１０年后才能供電，延后五年以上。當時預計核四完工后每年凈發電量193億度，據“經濟部”提供的２００６年發電成本數據，重油發電成本每度3.02元，核能發電成本是0.62元，以油替代核能發電，每度成本增加2.40元，一年發電193億度，計增加成本463億元，以延后五年半供電，計增加發電成本2,548億元。若再計最近油價上漲，油發電成本增加，損失將更大。

以煤或石油發電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外部社會成本增加；臺灣至今雖沒有正式統計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社會成本，但在全球以國際公約建構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之際，臺灣亦應將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列入計算。據中研院能源經濟學家梁啟源博士研究結果顯示，臺灣二氧化碳每公噸減量成本約2,558元，則核四廠以油替代，每年應計外部成本達339億元，五年半高達1,864億元。

以石油發電除產生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外，亦是空氣污染的最大來源，造成人體健康受損及工安事故的外部成本，亦應計入。依據歐盟研究報告，如將煤及石油發電污染和工安事故的外部社會成本計入（不含溫室效應的影響），則發電成本將增加一倍。臺灣如以增加50%計，則以燃油替代核能，每年增加外部社會成本291億元，五年半合計1,600億元。此外，供電延誤五年半，投資利息以年息6%計，五年半增加利息負擔789億元。

如上估算工程延誤投資預算增加、以油代核能內部成本上升、列計外部社會成本及利息增加，合計損失已超過7,000億元。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行政院“無預警突然宣布已興建三分之一的核四廠停建，震驚海內外，雖后再恢復興建，但錯誤的決策所造成的傷害已形成。由于當局決策缺乏一貫性，搖擺不定，不可預測性升高，嚴重破壞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優良投資環境；因而島內投資大幅萎縮，外人投資停滯不前，致使２００１年臺灣經濟淪為50年的首次負成長。

社論指出，執政當局將２００１年經濟負成長責任推給國際經濟不景氣；但實際上國際經濟不景氣自２００１年第二季才開始，臺灣經濟惡化在２０００年第四季即開始，可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宣布核四停建的錯誤政策，應是罪魁禍首，國際經濟不景氣只是雪上加霜而已。而且國際經濟自２００３年開始已恢復景氣，但臺灣卻一蹶不振，投資率尚未恢復核四停建前水平；因此，近七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臺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3.64%，較亞洲其它三小龍韓、星、港經濟成長率，分別低1.02至1.37個百分點。如以其一半即0.5%的GDP歸于核四停建、投資萎縮的影響，則七年來損失的GDP達4,000億元。還有２００１年就業人數較89年減少10.8萬人，使失業率自2.99%暴增至4.57%。

再看當時決定停建核四對股市的沖擊，股價指數頓挫20%，使上市柜股價總市值減少超過1.5兆元，股民損失慘重。

我們不厭其煩地估算核四停建決策錯誤，臺電、全體社會與人民，直接間接損失高達2.6兆元，尚未包括就業減少失業增加的損失，其目的即在警告執政當局“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嚴重”，今后施政決策能不慎乎！

[責任編輯：張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