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日報》今天刊載社論說,“行政院主計處”日前公布去年所得分配調查,指出最高20%家庭所得組可支配所得,與最低20%家庭所得組可支配所得比較,自94年的6.04倍,95年降為6.01倍,顯示臺灣貧富差距略有改善。近年來由于情況的改變,許多統計數據,總的指針與個別指標發生很大差距;如,最近大家所關注而最不能理解的:大家都感受物價明顯上漲,但上半年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僅上漲0.61%,7月還下跌0.34%,而質疑其正確性。
社論說,《經濟日報》曾指出物價問題不在整體在局部,每人感受都不同。又如政權輪替七年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3.8%,但600萬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每年僅增加1.1%,扣除物價上漲后的實質薪資,僅增加0.3%,幾呈停滯。這600萬受雇員工及其家庭超過1,500萬人,完全沒有感受到經濟有3.8%的成長。所得分配短期間整體雖有改善,如拉長時間或深入從個別或部門看,是否也是惡化相當嚴重,值得進一步探討。
據“主計處”統計結果,高低所得差距在不計當局社會福利津貼與租稅政策前是7.45倍,不僅與前年相同未有改善,且較前三年更形惡化。不過在加計當局補助及租稅后,已有改善;顯然社會福利津貼及租稅政策,已產生所得重分配效果。但為此當局每年社會福利支出高達2,500億元,在財政赤字下,多賴舉債支撐,留給后代子孫負擔,不僅不公平,以后何以為繼?而且租稅作用只使所得差距縮小0.15倍,極其微小,且與政權輪替前相同沒有提升;顯然近年來盲目的租稅減免,多為高所得者享受,破壞累進稅率應有的所得重分配作用,執政當局能不省思。
社論指出,雖然去年全體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較前年增加2.07%,而且最低所得組增加率高于最高組,才使所得差距縮小。但如把時間拉長,政權輪替以來,全體家庭平均每戶所得,七年(2000~2006)來才增加2.7%,與政權輪替前七年(1993~1999)每戶所得增加39%比較,不及其十分之一;而且最低所得組每戶所得,2006年較1999年減少4%,最高所得組則增加4.8%;因此,高低所得差距,自1999年的5.5倍,2006年上升到6.01倍,七年來貧富差距顯著惡化。
更嚴重的是,最低所得組由于所得減少,為維持必要的生活消費,在近七年中,有三年入不敷出,儲蓄變為負數,不是動用過去儲蓄,即是借債度日。另四年雖有儲蓄,亦微乎其微,去年每戶儲蓄僅183元;而最高所得組七年來每戶儲蓄,每年都維持在60萬元以上。由于高低所得組每年產生的儲蓄,差距過于懸殊,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已造成未來貧富差距更為惡化的基因。
進一步觀察發現,2006年與1999年比較,最低所得組每戶可支配所得負成長、最高所得組所得正成長的最大原因,在于可支配所得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實質所得,最低所得組大幅萎縮24.2%,最高所得組還能有2.8%成長。因此最高、最低的所得組實質所得的差距,自1999年的9.1倍,95年擴大到12.3%,是2006年可支配所得差距的兩倍,可見惡化程度的嚴重。
所謂實質所得,包括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及財產所得,在最低所得組此三種收入2006年較1999年均呈兩位數大幅萎縮;但在最高所得組除財產所得亦呈兩位數萎縮外,受雇人員報酬及產業主所得,則分別成長5.3%與4.1%。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社論分析認為,可歸納為下列原因:(1)是近七年來全體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成長太慢,平均每年僅0.4%,與前七年每年成長4.8%,不可同日而語;(2)最低所得組人口老化快速,就業人口隨之大幅下降;(3)M型社會的形成,企業走向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不僅企業主所得兩極化,每人薪資水平亦朝兩極化發展;(4)財產所得最低、最高所得組均呈兩位數下降,與利率降至谷底及股市下滑有關;惟最低所得組財產所得萎縮40.8%,幾是最高所得組萎縮21.6%的兩倍,此與前述最低所得組七年來儲蓄幾等于零及整體所得成長太慢有關。
總之,執政當局若能重視經濟,將每年經濟成長率自3.8%,提高到與亞洲其它三小龍5%以上看齊,減免稅不要太濫,要公平合理,使累進稅率發揮應有所得重分配作用,再有適當的產業與就業政策,不需要全賴社會福利救濟,相信所得差距不致惡化,甚至改善,亦是可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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