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對這一重要的海灣戰略盟國進行訪問，并出席于21日舉行的美國—海合會峰會。媒體將奧巴馬此訪稱作一次“告別之旅”。

　　在此之前，美國國務卿克里和國防部長卡特分別于今年1月、4月訪問了沙特。克里訪沙是因為1月16日伊核問題“執行日”剛過，美國對伊朗即將解除制裁，美國需要安撫盟友沙特那顆“受傷的心”。卡特訪沙既為重申美國對沙特的防務承諾，又為奧巴馬的訪問打前站。近日，美國和沙特正為“9·11”事件追責的事鬧得沸沸揚揚，奧巴馬此時前往，恐怕只能做表面安撫，無法撫平美沙之間的深層裂痕，也難為其中東政策解困。

　　訪問中，一些觀察家注意到,沙特國王對奧巴馬的到來表現出“禮貌的冷淡”，而沙特國家電視臺甚至連“一張簡單的合照”都沒有直播。

　　美沙裂痕由來已久

　　美國與沙特之間的問題應該從2001年說起。“9·11”后，美國輿論一度將沙特視為恐怖主義的金主和掩護國。小布什總統在2002年未能阻止以色列對杰寧難民營的攻擊，沙特認為美國無法控制以色列，對美國開始失望。而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使伊拉克的什葉派掌權，“兩伊平衡制約”的格局被打破，沙特的宿敵伊朗的實力獲得顯著增強。2006年，美國支持以色列轟炸黎巴嫩，使伊朗的盟友黎巴嫩真主黨得勢。

　　奧巴馬上臺后，提出將美國重心“轉向亞太”的戰略決策，減少在中東投入，沙特感覺到被拋棄。而在“阿拉伯之春”中，美國在埃及放棄了與沙特交好的穆巴拉克，在敘利亞不愿武力推翻阿薩德政府。這些事情都令沙特極為不滿，美沙關系一直在惡化。

　　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將推動伊核談判作為其在中東的主要任務。奧巴馬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終于在2015年達成了伊核“全面協議”。協議規定伊朗完成在核項目上的承諾，美歐將取消所有制裁，對沙特來說，美歐長年來對伊朗的“遏制”政策將化為烏有，這無異于“放虎歸山”。更讓沙特難以接受的是，美國與伊朗關系今后還有可能在其他領域緩和，甚至可能借合作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進一步“和解”。這使沙特感覺美國在扶植自己的敵人，真正感到了被美國“背棄”。而美國由于頁巖革命，對沙特石油的依賴減少，在中東采取適度收縮的態勢，沙特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強。

　　由此，沙特對美國的不滿逐漸升級。先是嘗試稀釋對美國的依靠，多方位發展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德國的關系，又拒絕了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創出了聯合國歷史上的頭一遭，然后徑自在也門與伊朗打起了“代理人戰爭”。沙特還高調宣布與30多個國家另起爐灶“反恐”，成立“伊斯蘭軍事聯盟”，在利雅得設立聯合行動中心。今年1月，沙特還不顧美歐的人道主義呼吁，處決了47名囚犯，其中包括什葉派教士奈米爾，該事件直接引起沙特與伊朗斷交，中東局勢進一步復雜化。

　　今年美國《大西洋月刊》4月號刊登的《奧巴馬主義》一文中，奧巴馬私下批評沙特侵犯人權的言論被公開，他還呼吁沙特與伊朗“共享”中東，并停止在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的代理人戰爭，批評沙特向其他穆斯林國家輸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瓦哈比教派”。奧巴馬言論一出，受到沙特媒體廣泛批評。前沙特駐美大使費薩爾親王稱，奧巴馬“指責我們煽動海灣地區的教派爭斗，又要求我們與伊朗共享和平，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侮辱”。

　　就在近日，有美國國會參議員提出新法案，要求取消涉及在美國本土搞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的司法豁免權。司法豁免權如被取消，沙特政府將可能被追究在“9·11”事件中的責任。白宮表示，新法案一旦獲得通過，將導致美國公民在海外承擔更大的法律風險。而一些議員及“9·11”罹難者家屬則反對奧巴馬“一直袒護沙特”、阻撓對沙特官員的調查。沙特外交部長朱拜爾警告美國國會議員，如通過追究沙特政府在“9·11”事件中的責任，沙特將出售高達75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及其他在美資產，以免這些資產被凍結。《紐約時報》稱，這是美沙緊張關系不斷升級的信號。

　　奧巴馬陷中東政策困局

　　美沙之間的裂痕日積月累，幾次“安撫之旅”只能從表面上緩和態勢，美沙之間在對自身利益的界定問題上漸行漸遠，奧巴馬堅持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在中東“適度撤出”，致使美國在中東的盟友體系全面松動。這其中反映出奧巴馬的中東政策陷入困境，既存在缺乏整體戰略、考慮不周的問題，也是由中東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及美國實力的有限性決定的。

　　首先，缺乏整體戰略是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傷害盟友的根本原因。奧巴馬堅持用“對話”和“接觸”使對手接受國際體系的管束，最大程度地實現美國的利益，但其推行過程注重“逐事處理”和“遇事反應”，在中東缺乏整體戰略和地區圖景。在伊朗問題上，核不擴散是奧巴馬長期堅持的個人理念，但他將伊核談判與伊朗的地區行為分割，將美伊態勢緩和與全面改善關系分割，一方面要解除對伊制裁，相當于給伊朗松綁，另一方面又反對伊朗擴大地區影響，但又對其支持的地區組織無力應對。而給伊朗松綁勢必引起美國中東盟友的不滿。奧巴馬過分重視在“核不擴散”領域留下遺產，而對伊核協議帶來的地區影響考慮欠妥。

　　奧巴馬還急于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塑造其“和平總統”的形象，對于“后撤軍時代”的中東局勢卻沒有統一的勾畫，造成中東恐怖組織崛起，多國陷入動蕩，留下的亂攤子卻要盟友自己來收拾。

　　其次，過分堅持“慎武”原則使盟友對美國缺乏信任。奧巴馬堅持在外交上“不做蠢事”、“采取軍事行動的門檻必須提高”，這是從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中得出的教訓，也是其個人外交理念的體現，但奧巴馬對“慎武”理念過分執著，引起盟友的不滿。

　　未對敘利亞動武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奧巴馬給敘利亞政府劃出“移動和使用化學武器，美國就會做出反應”的“紅線”，但當美國認定阿薩德政權“使用化武”后，奧巴馬卻又“高舉輕放”，決定不對敘利亞動武，把敘利亞“化武問題”交給聯合國。輿論表示，這是對“美國信用造成的持久傷害”，“奧巴馬提前結束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領導地位”。沙特更是用拒絕了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表達不滿。此外，奧巴馬雖宣稱打擊“伊斯蘭國”是其所剩任期內“最緊迫的首要任務”，但依然在空襲的規模上慎之又慎，打擊效果有限。

　　而且奧巴馬對動武的不情愿被宣揚得人盡皆知，實際上過早暴露美國的政策底線，而且喪失了軍事手段的威懾作用，使得與美國有敵對態勢的國家和組織更加“有恃無恐”。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就在奧巴馬發表以“慎武”為主旨的“西點軍校講話”后表示，伊朗不需對美國的武力威脅太過擔心。

　　再次，中東問題本身存在復雜性，奧巴馬“直線思維”式的中東政策難以應對。奧巴馬政府的中東政策非常明晰：在“轉向亞太”的同時，在中東“適度撤出”，即限制投入，對亂局相對超脫，謹慎使用武力，更多依靠盟友承擔責任，同時力推巴以、伊核、敘利亞三大和談。但奧巴馬的“美式政策”在中東的土地上卻有些“水土不服”。

　　如巴以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哈馬斯與以色列處于對峙狀態，雖然克里不厭其煩地穿梭，但雙方缺乏最基本的和解動力和條件。伊拉克戰爭后，什葉派力量壯大，什葉派代表伊朗與遜尼派代表沙特的地緣爭奪滲透進中東亂局的方方面面，再加上各種派別的政治、宗教極端主義，使得美國“借力打力”往往難以分清敵我。海灣國家將推翻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放在第一位，打擊“伊斯蘭國”僅從屬于該目標，它們還不顧美國的反對，支持敘利亞境內極端反對派，土耳其將打擊敘利亞的庫爾德武裝視為第一要務，而庫爾德武裝正是美國要依靠的，“小伙伴們”心思各異，美國組織的反“伊斯蘭國”聯盟效果大打折扣。與此同時，中東國家還面臨自身的發展問題，許多國家面臨巨大財政赤字和外債，低油價使海灣國家收入減少，更難支撐脆弱的體制，對于它們來說，首要的任務是維護政權穩定，而不是承擔責任實現美國的利益。

　　此外，美國的實力也存在有限性。自金融危機后，美國的實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對外信心下降，受預算限制無力加大對外投入。而與此同時，中東地區非國家行為體興起，權力越來越分散化。美國仍有信心與小型現代國家開戰，但卻不知該怎樣對付“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更不知道該如何鏟除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這使得奧巴馬團隊在進行外交決策時對美國控制中東的能力有所質疑，對是否有義務穩定這個難以控制的地區持保留態度。

　　奧巴馬任期僅余幾個月的時間，其堅持的中東“適度撤出”政策及“慎武”原則不會改變，中東戰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余下的時間，他將在中東主要聚焦兩件事：一是在敘利亞和談問題上再努一把力，如敘利亞問題在其任內取得突破，無疑又是“外交遺產”一樁，即使不能取得突破，也可將其推入政治解決的正軌；二是修補盟友關系，包括與以色列及沙特等海灣國家的關系，此次訪沙之行即為其修補盟友關系的重要一步。然而，從訪問情形看，盟友關系的進一步修復，很可能要等到美國下任總統上臺，采取力度更大的安撫措施，以修補長久以來受損的美國在中東的盟友體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 王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