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2日，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正式宣布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tǒng)競選。在中國國內，人們關注，一旦她當選，將會奉行什么樣的對華政策，會不會成為一位對華強硬的美國總統(tǒng)？

　　正因為希拉里競選聲勢旺盛，并且富有同中國長期打交道的經歷，人們早早開始關注其她一旦當選后的對華政策取向。盡管現(xiàn)在就作出斷言為時尚早，但仍不妨做些猜想。

　　預測需要在兩個維度上進行：一是從希拉里本人的對華態(tài)度演變中辨識軌跡，二是從中美關系這些年來的線性發(fā)展中尋找規(guī)律。

　　把希拉里定性為一個鷹派人物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希拉里作第一夫人和聯(lián)邦參議員時，留下了利用婦女、人權、經貿問題敲打中國和投票支持國會反華決議案、參與抵制北京奧運會的記錄，但也力挺丈夫比爾·克林頓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的主張，贊同對華接觸。

　　這種復雜傾向既反映了其眼界和智識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也有其作為一名有野心的政客在不同職業(yè)崗位上不斷進行政治投機的一面。

　　出任國務卿后，希拉里成功擠占美國對華政策制訂與實施的核心位置，把內心深處對中國的思考源源不斷地注入現(xiàn)實。她以鮮明的兩面性處理美中關系，一方面帶著高度熱情投入兩國戰(zhàn)略對話，擺出傾聽者、協(xié)調者的姿態(tài)，在實踐中思考美國應如何對中國開展“基于實力的接觸”并將對華政策納入亞太戰(zhàn)略總體框架的問題。

　　實事求是講，源于學術界的守成大國與上升大國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能夠登堂入室，進而發(fā)展出“新型大國關系”理念，希拉里也是有貢獻的。

　　另一方面，在希拉里等人及軍方策劃下，美國正式出臺“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以南海、東海問題為抓手，攪動局勢，介入中國與鄰國的海上爭端，重新加強與亞太盟友伙伴的軍事安全合作關系，同時對亞太多邊機制的發(fā)展建設施加更直接影的響，重設地區(qū)安全規(guī)則和貿易標準，以“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應對一個“不再隱藏自己意志”的中國。

　　希拉里把中國稱作“一片未知的水域”、“選擇性的利益攸關方”，認為美中關系“不是一組可用朋友或伙伴簡單形容的關系”。

　　希拉里為美國設計的“跨太平洋架構”和亞太“前沿部署”外交有六大“關鍵行動方針”：加強雙邊安全聯(lián)盟，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系，參與區(qū)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

　　很難說希拉里在改造美國大戰(zhàn)略方面有什么遠大理想和私房設計，因為她一直把主要心思放在為登上世界權力巔峰積累政治資本上。但其一旦成為史上首位女性美國總統(tǒng)，就將是個不一樣的希拉里，不僅會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比男性總統(tǒng)更為刻意地顯示強勢、果斷，更要處心積慮地延續(xù)“克林頓主義”傳統(tǒng)，力圖成為“新美國”的締造者。

　　不過，希拉里必須接受的一個現(xiàn)實是，如果實現(xiàn)總統(tǒng)夢，她將接掌一個經濟加速復蘇但總體上仍處在全球影響力下滑慣性中的美國，面對一個更加強大、進取但同時又必須繼續(xù)專心處理國內各種棘手問題的中國。這樣一個“不徹底復歸”的美國固然一定會視上升中國為更直接的挑戰(zhàn)，但也更加不可能在世界上為所欲為。

　　未來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將在很大程度上由中美這兩個最主要的競爭者共同繪制。除以競合方式與中國和平相處、協(xié)調利益，合作治理日趨繁復的全球性問題之外，美國別無選擇。

　　回顧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的基本脈絡，可以看出，盡管基于戰(zhàn)略、政治、經濟利益和價值觀分歧的傳統(tǒng)摩擦時起時伏，以網絡、外空、海上安全等問題為主要表現(xiàn)形勢的新型矛盾后來居上，但對話合作始終是主流，單起摩擦事件對中美關系的沖擊、震蕩波幅總體呈現(xiàn)放緩、遞減趨勢。

　　這表明，在分歧和差異問題上相互克制、善加管控的底線性共識正在中美之間顯效，互利合作對摩擦沖突的制約、稀釋效應同時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無論下屆美國總統(tǒng)的個性、政見、背景如何，都最終要讓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說話，其治下的美國對華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歸屬于這個線性過程的一部分。

　　無論如何，中美關系都將是一組處在全球層面上的超大體量的更復雜關系，對雙方決策和建言人士而言，繼續(xù)固守非敵即友的思維定式，延用二元對立的兩分法，來預言和處理中美關系，既不客觀，也很有害。

　　在目前階段，可以對2016年后美國新總統(tǒng)上臺后初期的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作出三點初步估計：

　　首先，美國全面重新審議對華政策在所難免，事實上發(fā)端于戰(zhàn)略學界的有關反思和研討已經展開，正為即將進行的重審作出必要準備，而這又必然以重新打量世界秩序、國際格局、全球體系發(fā)展前景等事關美國國運的根本性問題為基礎。

　　受此影響，新一屆美國政府就職后的中美關系不大可能可像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那樣迅速實現(xiàn)平穩(wěn)過渡，但也不致像小布什剛剛入主白宮時那樣立即掀起巨大風浪，將會經歷一段不長不短、不好不壞的相互觀望、適應期，亦或暫時“凍結”階段。

　　其次，新一屆美國政府將在總體上延續(xù)接觸與遏制、合作與防范并用的對華兩手策略，但會比以往歷屆政府花費更多心思和精力處理對華關系，對華政策將正式進入美國對外戰(zhàn)略的核心位置。這將給中美關系帶來廣泛的深遠影響，意味著雙方對話、合作與摩擦的涉及面將進一步擴大、提升至全球層面

　　2016年以后的中美關系將更加鮮明地體現(xiàn)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戰(zhàn)略競爭特性，彼此主要利害沖突無外乎此，最先的碰撞則可能在南海、網絡安全、人權這三大熱點中產生。

　　第三，華盛頓將會倍加強調在應對中國崛起時，確保美國自身強大和成功的重要意義。美國國內正在形成的一大共識是，一個立于不敗之地的美國和西方是在國際秩序變更、轉換期有效影響中國的最佳途徑。

　　從此意義上講，作為戰(zhàn)略競爭關鍵環(huán)節(jié)的中美制度競爭將正式粉墨登場，而這種競爭又不可能是僅僅局限于兩國各自國內的，必將在世界不同地區(qū)激起漣漪。這種競爭既可以在良性軌道上進行，成為促進世界多樣性、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契機，也可能撕裂世界，引發(fā)新冷戰(zhàn)甚至熱戰(zhàn)的惡果。歷史如若選擇后者，將是中美兩國的共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