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首相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到否認南京大屠殺、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和慰安婦自愿論，再到不久前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政客否認或歪曲二戰侵略罪行、意圖修改戰后國際秩序的舉動，一再引發國內外的批評。在批評日本時，人們總喜歡拿德國和日本作對比，希望日本能夠以德國為榜樣，誠心實意為二戰罪行認罪、道歉和反省。但是，日本卻不愿這么做。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今年4月28日在一篇報道中說，雖然中國和韓國一再要求日本在處理歷史問題上向德國學習，但安倍卻以情況完全不同為由，明確拒絕了這個要求。

　　安倍的反應其實并不令人意外。與德國選擇認罪和道歉一樣，日本的拒絕也有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原因。加上近年來國際局勢的新變化，期待日本像德國那樣正視歷史，正變得越來越不現實。

　　戰后日德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

　　德國地處歐洲中部，戰后被昔日攻擊、傷害過的“敵國”、同時也是強國占領、管制和包圍，如果不誠心認罪和道歉，就不可能被國際社會接納。德國自己也認識到，要實現國家的復興和統一，必須與歐洲各國和睦相處。因此，德國在戰后積極修補與鄰國的關系，通過認罪、道歉、賠償、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將昔日的敵人轉化成了朋友。

　　而日本是獨處一隅的島國，戰后被美國單獨占領。美國戰后雖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過短期的清理，但后來出于冷戰的戰略考慮，選擇了把日本轉化為盟友，沒有對日本的認罪提出嚴格要求。中韓等周邊國家本就實力薄弱，戰后又疲于應對國內外的各種危局，無暇他顧。中國和日本建交時，為了合作的大局，沒有索要賠款，亦沒有就認罪問題向日本施壓。

　　日德對戰犯的清算程度不同

　　德國在戰后被美蘇英法四國分區占領，這四國在占領區推行了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去壟斷化和民主化改革。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成立后，當年曾遭到納粹黨強行取締和迫害的政治對手（如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上臺執政，繼續追查和審判納粹罪犯，推進德國去納粹化的進程（參見2014年7月16日本版文章《日本為什么不能像德國一樣成為“正常國家”》）。這是德國戰后能徹底清理納粹歷史的政治基礎。更為關鍵的是，德國戰后出生的一代人因為沒有參加過戰爭，并且接受了正確的歷史教育，比上一代人做得更好。待到他們成為社會的主體并接管了政府之后，對納粹的批判和反思遂成社會主流，甚至通過立法得到制度化。

　　反觀日本。美國在戰后允許日本保留了天皇制，沒有追究頭號戰犯天皇的戰爭責任，也沒有對軍國主義進行徹底清理，還允許一批昔日的軍國主義分子掌管日本政府。這導致日本未能對二戰罪行進行徹底反省，還妨礙了對下一代進行正確的歷史教育。近年來，一批在戰后出生、缺乏正確歷史觀的政客接管了政府，其中有不少人還是著名軍國主義分子的后代（如現任首相安倍），他們的祖父輩曾是當年那場侵略戰爭的主導者或參與者。所以，他們不但不愿認罪，反而一再掀起歷史翻案風，且有愈演愈烈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