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克強總理首訪印度前夕,人們一度擔心中印邊境“帳篷對峙”會否給此訪投下陰影。事實表明,中印兩國有意愿也有智慧管控好分歧。
用李克強的話說,中印兩國存在一些歷史遺留的未決難題,但中印共同利益遠大于雙方分歧;亞洲未來看中印,中印的和與興是亞洲之幸、世界之福。這給我們審視如何實現“亞洲世紀”帶來深刻啟示。
“亞洲世紀”是近年國際輿論的熱詞。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日本、“四小龍”、中國、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相繼崛起,及至本世紀亞洲延續了崛起勢頭,并在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沖擊下仍能保持快速發展,這使得本世紀成為“亞洲世紀”的預言有了更多的論據支撐。
但國際輿論對“亞洲世紀”的質疑之聲也此起彼伏。這除了歐美國家對“歐洲世紀”和“美國世紀”念念不忘、認為歐美歷史上的崛起“余威”猶存并有可能“卷土重來”之外,“亞洲世紀”面臨的巨大挑戰成為人們懷疑“亞洲世紀”能否實現的重要依據。其中,“亞洲分歧”有可能成為實現“亞洲世紀”的絆腳石。
“亞洲分歧”可謂多種多樣,主要有四類:一是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等歷史遺留問題,如中日釣魚島、日韓竹島、南海問題、中印邊界等;二是冷戰的產物,如朝鮮半島、美國同盟關系等問題;三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等造成的國家間差異;四是地緣政治紛爭,如大國對地區事務主導權的爭奪,國家間相互競爭和制衡等問題。
實現“亞洲世紀”符合亞洲國家的共同利益。上述分歧和爭端曾給本地區和有關國家帶來不和、沖突乃至戰爭,時至今日仍在困擾著許多國家,時常占據著國際輿論的焦點。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管好“亞洲分歧”,才有“亞洲世紀”。這就需要亞洲各國釋放正能量,拿出大智慧,而非相反。為此,目前要做到三點:
第一,強化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需要和平、穩定、合作的國際環境。亞洲亂了,誰也沒好果子吃。亞洲崛起過程中,各國共同面臨著環境、資源、人口等發展瓶頸。在全球化環境下,一國的國內政策會產生跨國界的溢出效應。以鄰為壑要不得,同舟共濟均受益。
第二,秉持坦誠對話、務實合作態度。
有分歧不可怕,關鍵在于對待分歧的態度。有些處理起來可以先易后難;有些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放一放。不應讓分歧干擾大局。中印成功解決“帳篷對峙”是一個成功案例;日本肆意推動所謂“釣魚島國有化”則是反面教材。各國應通過坦誠對話和務實合作,逐步管控分歧,培育戰略互信,培養合作習慣。
第三,妥善處理亞洲事務中的美國因素。
美國是“亞洲世紀”能否得以實現的最大外部因素。“亞洲分歧”的背后往往有美國的影子。美國表面上提出“太平洋世紀”,內心卻想確保21世紀仍然是“美國世紀”。至少,美國要從“亞洲世紀”中分一杯羹,為此搞面向亞洲的“戰略再平衡”。“亞洲世紀”并非要排除美國的存在和影響。亞洲各國仍把對美關系放在各自對外關系的重要甚至首要位置。亞洲各國應促使美國因素成為積極因素,防止其成為“亞洲分歧”的復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