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正當多哈貿易談判受阻之際,以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美歐自貿區談判(也被稱為跨大西洋貿易伙伴談判)為代表的全球新一輪貿易談判卻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美國正試圖建立一個新的連接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經濟貿易框架,并憑借其自身的規則優勢開啟國際貿易體系新的主導權之爭。
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剛剛開始,就在國情咨文中宣布,將與歐盟建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歐盟委員會同時宣布,已與美國就盡快啟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達成一致,并將努力在今年6月底之前啟動談判。根據雙方圈定的時間表,美歐FTA談判將在兩年之內完成。美歐雙邊貿易發展空間的確較大,目前美歐加起來的國家財富占據全球一半,但貿易額只占全球1/3。數據顯示,美國對歐洲的投資是對亞洲投資的3倍,而歐洲對美國的投資是對中國和印度投資總和的8倍。一旦自貿協定完成,美歐自貿區范圍將覆蓋全球經濟產出規模的一半,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西洋兩岸就開始討論建立美歐自由貿易區的問題,但因分歧嚴重以及雙方對世貿組織的高度關注而擱置。美國為何在此時如此積極地推動美歐自貿區談判呢?表面上看,多哈談判屢屢受挫將美國政府的視線更多轉向區域性自貿談判。近年來,由于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以自由貿易協定為主的區域貿易安排不斷涌現。2008年,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農產品市場準入領域中的沖突越來越尖銳,導致多哈談判以失敗告終,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始放棄“大而全”的目標,把焦點放在重點產業,特別是服務業、能源和環境技術以及在亞洲等新興經濟體有龐大市場的消費領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國欲推動經濟轉型,并重奪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
奧巴馬的連任無疑有助于其實現對內提高美國經濟競爭力、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對外加強與盟友合作、實施“經濟外交”的戰略構想。對內,美國必須從“債務依賴”的模式中走出來,為此,美國不遺余力地確保能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取勝:一方面依托“能源獨立”戰略和非常規油氣的大規模開發,有望成為與中東比肩的全球能源高地;另一方面,在“再工業化”戰略的推動下,加緊在全球新產業中的布局,試圖構筑先發制人的優勢。當前,美國制造業正出現長期結構性改進的跡象,開始進入上升期。對外,美國政府也拋出了兩大主張:一是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關系新格局,加強地區多邊機構、發展雙邊伙伴合作、建設同盟關系;二是力促“貿易擴展”與提高“自由、開放和公平貿易”的標準,推動下一代貿易投資以及供應鏈建設。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無論是TPP談判、剛剛宣布的美歐自貿區談判,還是美國正在與其他47個國家進行的旨在開放服務領域的談判,都是美國希望構筑全球貿易新體制,重奪規則主導權的重要一環。以TPP為例,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新貿易規則的發展趨勢。TPP被稱之為“立足于下一代”的貿易新體制,它有別于一般性的自貿協定,TPP定位于高標準和更全面。以往大多數自貿區協議主要限于降低商品關稅,促進服務貿易,很少涉及勞工和環境保護。而TPP不僅將規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關稅,還將涵蓋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衛生檢疫、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爭端解決,以及有關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規定,標準之高和覆蓋領域之廣遠超一般自貿區協議。
而相關信息也顯示,此次美歐自貿協定談判同樣將圍繞新規則制定而展開,規格非常高。比如,要求盡可能取消跨大西洋貿易領域工業品和農產品全部關稅;進一步開放服務市場;加強在公共采購、政策制定領域的合作;在競爭、貿易便利化、勞工、環境和知識產權等領域制定最新規則,等等。一旦談判達成,美歐將在知識產權、勞工標準等方面制定新的規則,這對想進入美歐市場的企業來說無疑提高了“門檻”;另一方面,由于自貿區具有對內開放、對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美歐之間貿易壁壘降低的同時,對區外經濟體則構成更高的壁壘,會產生貿易轉移的效果,而這也意味著中國對美出口將面臨歐盟的競爭壓力,對歐盟出口將面臨來自美國的競爭壓力。全球正在發生新的貿易格局的變化,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開始發力,重構全球貿易新規則。二戰以后全球貿易體系基本上由美歐主導,但近十年來,隨著全球經濟格局和力量對比的演變,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的重心由“西”向“東”轉移,在亞洲三個主要國家(中、日、韓)帶動下,東盟自貿區風生水起,傳統發達國家主導的貿易體制框架受到沖擊,因此,“強強聯合”、“北北聯合”的興起正是對這一趨勢的對抗。
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中國也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步伐,積極挑戰美國等國家的新規則,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的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競爭帶動產業盡快升級。一場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博弈與競爭已經拉開大幕。(張茉楠 作者為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