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外交(cyber diplomacy),是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美國國務院主推的外交新理念。相對于政府外交、軍事手段和傳統公共外交,網絡外交契合了當今信息科技發展的最新趨勢,被美國政府視為“21世紀治國方略”中的新式“武器”。
被綁上美國外交戰車的互聯網
狹義上,網絡外交是指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推動公共外交,其典型案例包括西方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制造顏色革命、2009年伊朗總統選舉后導演政治動蕩等。美國新推出的網絡外交,其涵蓋范圍更加廣泛,包括了網絡安全、互聯網自由、互聯網治理、互聯網創新的軍事運用及經濟增長五方面內容。
早在互聯網問世之初,1995年7月17日,美國國防部就完成了《對互聯網的戰略評估》報告,列出互聯網的7種戰略功能:政治作用、情報搜集與反搜集、決策支持、公民社會支撐、進攻性使用及沖突狀態下的信息溝通。其中“政治作用”明確指出可利用互聯網對美國認定的非民主政權進行挑戰;而所謂對互聯網的“進攻性使用”更指出可通過互聯網散布錯誤信息,誤導受眾,誘使其做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為。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認識到,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應對國際體系力量變化與全球網絡空間變幻。由此,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組建了21世紀治國方略項目組,在美國戰略司令部下組建網絡司令部,在白宮設置總統信息安全協調員,最終形成了新一代網絡外交戰略理念。
美國利益決定“互聯網自由”
美國網絡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標,分為兩個基本層次,最低層次的目標是保護美國基礎設施的安全。自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之后,美國經濟、社會的運轉日趨依賴于各種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正常運轉。其典型代表就是供電網絡的中央控制系統。美國擔心形形色色的黑客,可以通過攻擊美國的電力控制系統來“關掉美國”。為消除這種威脅,必須采取必要措施消除黑客襲擊的源頭,所以“安全”是美國網絡外交要追求的基礎目標。
美國網絡外交的高層次目標是建立對網絡空間的主導權。這種主導不僅指控制支撐互聯網的關鍵物理設施,如頂級地理域名服務器,還要塑造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對此最典型的表述就是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第二次互聯網自由演說,即區分所謂“正確與錯誤的互聯網自由”,而其評判標準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非政府組織、公司、個人用網絡平臺,挑戰美國認定的非民主政權的權威,就是正確的互聯網自由;像維基揭秘網站那樣,曝光類似美國政府隱瞞在伊拉克屠殺平民等內幕的,就是錯誤的互聯網自由。
“雙重標準”體現冷戰思維
上世紀80年代未來學家托夫勒曾預言,信息技術將促進主權國家權力轉移。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強大如美國,也無法憑借一己之力,塑造整個網絡空間的行為準則。
就在最近,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某中文媒體刊發文章,討論如何在大國間避免網絡戰爭與沖突。文章大談構建信任,避免因為攻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引發大國沖突,卻回避了美國準則可能對其他國家帶來的安全威脅。這正是美國“雙重標準”的目標:美國無需為自身信息安全擔心,卻可以盡情享受由所謂“信息自由流動”損害他國安全而帶來的巨大利益。
坦率說,互聯網基本不可能被單一國家主導和控制,謀求這種主導和控制的后果,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發生的,可能是一場更加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的序幕。要適應這種變化,不僅需要技術的進步,更需要安全觀念的變革與創新,而不是用信息技術的新瓶子,去裝冷戰時代留下的舊酒。(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