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無論多高明的政府,在替代企業去選擇、投資的時候,都不太可能正確捕捉住動態優勢,都不可能比千千萬萬企業的選擇、冒險能夠更加準確、及時地反映市場價格信號的變化。
在未來一兩年之內,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勞動扶養比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在這個轉折階段,現實經濟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在發生變化,凝聚在勞動力中的國際競爭力在逐漸下降。
這要求企業要對變化了的要素市場做出反應,要么不能適應變化,被淘汰出局,或者慘淡經營、勉強維持,要么用新的投資尋找新的、動態的比較優勢。有的企業覺得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就到印度、越南去投資,或者到中國中西部去投資。有的企業嘗試用資本替代勞動、用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代替勞動密集型產品。
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環境,讓企業去選擇。第一,要讓企業自己去承受風險,這樣才有可能在未來獲得巨大的回報。第二,政府要有一些制度安排,幫助、引導企業去認識價格信號,去搜尋未來的比較優勢所在,同時,在金融安排上也應有創新,給予企業一定的支持。
但是,政府在看到比較優勢失去的趨勢后,往往用政府投資或者政府引導、規劃的投資去代替民間的風險探索,通常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是產業政策、地區規劃,第二是實施刺激性的宏觀措施,第三是各種各樣的補貼、優惠政策。從歷史經驗看,無論多高明的政府,在作這些決策的時候,在替代企業去選擇、投資的時候,都不太可能正確捕捉住動態優勢。無論多高明的政府都不可能比千千萬萬的企業的選擇、冒險能夠更加準確地、及時地反映市場價格信號的變化和找尋正確的產業方向。
政府介入會有什么結果?第一是資本報酬遞減。政府在做產業選擇的時候,只能提高資本勞動比,用更多的投資替代勞動。單純提高資本勞動比,必然會遇到資本報酬遞減,不足以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從1993年開始,中國資本投資增速非常快,同時資本回報率一直下降。第二是造成“潮涌現象”。很多企業在選擇動態比較優勢的過程中,會“英雄所見略同”,選到一個方向上去,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產能過剩。即使這樣也是合理的。要把企業該做的事情交還給企業,企業應該承受選擇的風險,沒有能力承受的就應該消亡,必須有生有死,才有效率。(記者 熊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