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搬烎~”事件之后,長沙“釣魚執法”引起的糾紛又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3月8日,長沙市民尹默三駕車欲與朋友聚會,中途搭載了兩名男子。行駛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們是運管執法人員,將車輛扣押,隨后對尹默三處以3萬元罰款。而尹默三解釋稱,自己是學雷鋒做好事,沒想過要真正收錢,不承認非法營運。
“執法釣魚”,這本是英美法系的專門概念,法律術語叫執法圈套,它和正當防衛等一樣,都是當事人無罪免責的理由。也就是說,凡是切實遭遇到執法者“釣魚”的當事人,無論其是否有主觀上的違法動機和事實上的違法行為,一律免責。因為執法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考驗人性,將潛在的違法可能性挖掘出來,予以打擊;而是以執法者顯性的存在,最大限度地威懾潛在的違法心理,將違法的既成事實繩之以法。
人類文明清醒地認識到人性普遍的缺陷,法律本身就是“對普遍人性采取不信任態度”的產物,執法者不信任人性的立場應該是自明的。那么,“釣魚執法”便是以對人性不信任的態度去考驗人性,這本身就是心理陰暗的體現,不符合正義原則。
以上道理并不難理解,現實中“釣魚執法”之所以層出不窮,恐怕除了基層執法者對法律精神領會不足之外,另有隱情:筆者了解到長沙市基層交警的工資普遍低下,僅僅依靠正規工資,基本不能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任。在這一大前提下,執法所得提成的制度,便建立了起來。
也就是說,基層執法者的人性,在執法之先就已經受到嚴苛的挑戰與考驗。試問,在不合理的制度構建下,“釣魚執法”怎么杜絕得了呢?如果不改變不合理的制度,“互害型社會”的形成就不會是偶然或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