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一些中央部門開始公布三公消費情況,公眾也從中挑出一些問題。比如,國家文物局今年接待費的財政預算比去年實際支付高了100余萬元,兩倍多的增幅令人很難接受;中科院“三公預算”今年預算高達兩億多,公眾質疑其接待費過高,去年僅公車消費就超過七千萬元。(7月10日《京華時報》)
本來,按照國務院畫出的時間表,中央部門在6月就應公開“三公消費”情況。時間已經過去十來天,現在大多數中央部門仍處于“爽約”狀態,令人遺憾。國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少數部門率先披露三公消費,對其勇氣,應給予贊賞與鼓勵。這些部門給人的感覺,多少有點“清水衙門”的意味,不過呈現出來的問題,卻也并不清澈。這樣一來,公眾自然更加希望看到中央部門都能站出來,展示其“三公消費”真實情況。
公眾仔細打量“三公消費”的賬本,發出一些質疑聲音,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作為納稅人,誰都希望自己“充公”的錢能用在刀刃上,來實現更多公共利益。公眾對“三公消費”保持強烈挑剔的眼光,本身就是公共意識的覺醒。從已經公布的中央部門情況來看,一方面,這些部門擺出的相關信息,本身并不全面細致,多屬于選擇性公開,不利于公眾全面監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選擇性公開的情況下,“三公消費”也仍然存在諸多不合理的地方,相關理由很牽強,很難證明其經費使用的正當性。
比如,國家文物局公務接待費今年暴漲兩倍多,理由就是拿預算與執行來說事。他們強調去年7個外國來華文化交流活動未能舉行,所以才沒有花掉更多的接待費。這個解釋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但只要有點財務常識的人都明白,財務預算本身就是極其嚴肅的事。堂堂中央部門連請客吃飯的錢都預算不好,這本身足夠讓人當笑話看了。
至于中科院解釋超過七千萬元公車消費,就更莫名其妙。一句用于“科學考察、科研活動”的寬泛說詞,讓公眾又如何監督?誰能證明其中就沒有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公費旅游呢?“三公消費”令公眾非常焦慮,說到底,就是擔心其中存在太多“以公肥私”的腐敗。只有將相關費用的使用標準與具體執行情況全面公開透明,才能真正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
不必諱言,公眾的挑剔眼光與持續詬病,會對中央部門形成一定的壓力。這或許也就是為什么現在仍然還有那么多部門繼續“爽約”的原因。其實,“三公消費”背后可能“水很深”,這并不僅僅是公眾猜測,而是被無數事實證明過的事。現在一些中央部門遲遲不愿公布“三公消費”,對中央與國務院相關要求置若罔聞,本身已是錯誤。如果還幻想可以使用“拖”字訣最后不了了之,或者花費心思對“三公消費”進行更多的技術處理,甚至在公布的結果中注入“水分”,那樣的話,到最后不但躲不開公眾挑剔的眼光,反而會掉進公信力淪陷的更深的泥潭。
無論如何,現在一些中央部門公開“三公消費”情況,已經是一種開始。接下來,公開“三公消費”將走向何處,仍有太多懸疑。公共財政的使用,最終不可能繞過公眾挑剔的眼光。現在相關部門應該把公眾的詬病看成鞭策與激勵,而不應該簡單地視為壓力與負擔。當然,對于那些仍然還死死抱住賬本不愿以真面目示眾的中央部門,人大也有必要通過行使質詢權來倒逼其迅速進行信息公開。這些部門自己也應該明白,越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到最后越要經受公眾更加挑剔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