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兩則新聞相映成趣。一則是,南京市有眾多車主反映,不少高速公路的收費站根本不拿法規當回事,排隊排了幾公里照收費不誤,“沒有接到上級通知”成了收費站最“正當”的理由,甚至有高速收費站抹掉了免費放行字樣。而在不遠的上海市車主,則享受著截然不同的待遇。小長假三天滬上整個高速公路網車流量達177萬輛,其中4月3日為69萬輛,4月4日為60萬輛,4月5日截至下午5時已達48萬輛,免費放車約9萬輛。(綜合《揚子晚報》、《新聞晨報》4月6日)
高速公路免費放行的話題,每遇節假日,必定發酵。應當說,高額的公路收費,正成為人們出行的“攔路虎”。目前物流行業的成本中,高速公路收費占到了總成本的1/3。中國單位GDP比高速公路里程已達1.4公里/萬美元,是歐盟的3倍、美國2倍。
很多車主和旅客都有這樣的體驗:在離公路收費站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的時候,就必須放慢車速,等待交費。尤其是春節、黃金周等出行高峰期,高速公路收費更是成為交通擁堵的主要因素之一。
盡管目前全國各地有不少地方,出臺了遇到擁堵免費放行的制度安排,給車主以及地方民眾帶來一定的便利,但是,在缺乏國家統一版本的公共政策背景下,也造成了苦樂不均的現象。有些地方的道路擁堵非常嚴重,由于利益的因素,并沒有執行節假日或擁堵情況下免費放行的舉措。而在實行免費放行的地方,由于政策彈性過大,沒有約束、監管以及問責機制,執行起來,完全靠收費部門的道德自覺。正像南京市高速收費站那樣,將免費放行的政策架空,讓車主牢騷滿腹,苦不堪言。
顯然,倘若國家層面沒有強制性的公共政策,就很難以形成可以預期的制度常態。當然,要想架構這項公共政策,需要打磨不少制度文本。譬如,免費期間放行所導致的通行費損失,如何進行補償,如果沒有合理的補償辦法,收費站難免會明里暗里來消解國家政策。還有,國家制定免費放行的政策,是對收費公路經營管理的一種行政干預,不僅需要法律的明確授權,而且這種管理模式調整也需要加以明確和規范。
具體點講,凡遇到國家法定節假日,以及高速公路收費站前排隊超過200米時,通過制度性立法,讓所有收費公路都停止收費,這不僅能讓回家的人們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回到朝思暮想的家鄉,也能體現國家在公共制度上的人文關懷。(吳睿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