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告知公眾“塑化劑安全”、“三聚氰胺無毒”,然后又為自己“對公眾造成了誤導”道歉,北大教授李可基最近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作為專家拋出“不當言論”而飽受抨擊的,李可基并非第一人。去年,董藩就以“到40歲時,沒有4000萬身家不要來見我,也不要說是我的學生”的言論被戲稱為“4000萬教授”。諸如此類例子,不得不引發我們的思考:專家應該怎樣出現在公眾面前?尤其是在面對一些備受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事件時,以何種身份、何種立場、何種觀點與公眾交流?
借助微博的力量,一句不當的言論、一個出位的觀點很有可能迅速被傳播出去,造成難以挽回的影響,此事即如此。盡管有人聲稱:對于科學問題,我們首先應該關注其對不對,而不是該不該為企業站臺。然而,作為專家,如果立場有問題,其所發表言論的真實性就將大打折扣。
當下,許多人都想“博出位”。許多專家也不顧社會潮流,故意發表一些奇談怪論,以此提高自己的影響力。在這些語出無狀甚至邏輯混亂的言論背后,反映了一個浮躁、虛妄的社會心理。盡管不排除有些專家由于不善表達、溝通導致社會認知差異,但確實有人為了名和利,一個勁地為商業和權貴“代言”,絲毫不顧及社會影響和公眾感受。
作為一名專家,應該具有一定的行為規范,知道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無論是從科學的角度還是自身的發展,最適合科學家出現的場合應是實驗室或者研討會,而非企業的公關舞臺。當科學家與公關場合、企業聯系在一起時,勢必會觸發公眾無窮的想象力。一方面,“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容易在商業和經濟面前失去心智,發表一些違心的觀點。另一方面,即便其研究有理有據,所言亦非虛,在如此場合說出來的話也難免遭受質疑。
一個應該被重申的常識是:科學是倫理的基礎,而倫理是科學的目標。基于此,科學家應該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要求。當為數眾多的嬰兒因為吃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罹患結石,當數百家臺灣企業因為含有塑化劑而被停業整頓,“兩種物質有毒”已經在科學界和社會上達成共識。在三聚氰胺對公眾造成的陰影尚未消除,塑化劑帶來的影響還在延續時,李可基教授就認為三聚氰胺和塑化劑無毒無害,顯然是在挑戰公眾的承受底線。這種不顧及常識、逆社會潮流的做法是有違倫理、有悖科學的,被輿論認為謀取私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科學家也好,教授也罷,本應是社會的標桿,而在現實中許多專家卻被稱為“磚家”,固然有公眾認知與科學實際有偏差的問題,更多的原因恐怕還在于他們的出言不當。這樣的后果,除了專家越來越得不到公眾的認可外,層出不窮的怪異言論往往對社會造成更大的撕裂。一方面我們要不斷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另一方面,專家們更應順社會潮流而“發聲”,并提高與公眾的溝通技巧。目前來看,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