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常務副市長陳如桂7月16日稱,廣州出臺限牌政策未提前征求市民意見,是因為考慮到一旦公布限牌時間點,可能引起集中搶購、集中上牌情況,影響社會穩定和公平,廣州市官方在吸取了北京的經驗和教訓后做出了這一決定。(7月17日《南方日報》)
城市的交通容量畢竟有限,而當前的私家車膨脹太快,對汽車消費實行一定的政策約束和引導,確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擔心引起集中搶購、集中上牌的問題,就繞過了征求市民意見的重要環節,失之倉促和武斷,恐怕不是什么值得學習的好經驗。
對牽涉到公共權益的問題,不公開征求意見就“關門”定奪,既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剝奪,又堵塞了與公眾有效交流、溝通的渠道,無法充分了解公眾在變革中的種種利益訴求,從而無法做出針對性的決策完善,由此難免帶來政策制定考慮不周的副作用。汽車消費政策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市民權益,而對實際情況掌握的不全面、不透徹,對市民的合理合法訴求都沒有基本的了解,又如何實現保障群眾利益的初衷?
研究車的問題,其實質是要解決人的需要。關起門來做決定,半夜起來發布限牌命令,看起來是避免了市民集中搶購、集中上牌的忙亂,也避免了可能存在的質疑和批評造成的困擾,推行政策的速度明顯提高了,但是,缺乏對市民需求的充分了解,勢必會影響到政策的細致和完善。凈顧著啟動政策的痛快、方便,卻忽視了考慮不周可能導致的政策缺陷,恐怕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之舉。
啟動限牌政策,本意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市民的出行暢通,政府不能只是對購車搖頭說“不”,卻不對市民合理購車需求和出行需求點頭說“是”。從法治社會的精神要求出發,從社會管理創新的角度出發,涉及群眾權益的改革措施,都應該強化“以人為本”的意識,要更好地尊重和保障群眾合法的權益,這是改革創新的方向和趨勢。在對市民購車進行限制的同時,要充分保障部分市民工作或生活原因形成的剛性消費需求,要充分保障市民不會因為無車導致出行不便,要大力快速推進公共交通體系,而這一切的前提是要“開門”定政策,多聽市民的心聲和建議,既可以顯著提高政府相關工作的針對性和成效,又能做到集思廣益,雖然一時費事卻可以“一勞永逸”,何樂而不為之?(許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