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昨天報道，因猥褻至少6名女童學員，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校長和一名副校長于2013年11月被刑拘。因為這篇報道，才知道國內有一個“女童保護”公益活動。報道說，“女童保護”發(fā)起人孫雪梅認為，目前國內涉及防范性侵害方面的教育缺失。作為中國首個防范未成年人性侵害的公益組織，事實上，該項目前期精力也主要放在“防性侵”課堂宣講上。

　　“防性侵教育”，中國兒童（主要是女童）又多了一項學習內容，他（她）們又增長了一門知識。這里絕無諷刺“女童保護”活動的意思；“女童保護”公益活動的參與者主要是女記者，發(fā)起人孫雪梅是京華時報的記者。性侵女童案頻頻曝光，在一次次重復悲憤情緒后，去年6月1日，“女童保護”發(fā)出了第一條微博，“女童保護”項目就此啟動。

　　面對性侵女童案件頻發(fā)的現實，“女童保護”活動是必要的，“防性侵教育”也會發(fā)揮一定的作用。但是，“防性侵”，防誰的“性侵”？多起案件告訴人們，防備對象是校長，是教師！最不應該扮演性侵主角的是誰？是校長，是教師！保護、愛護孩子，是教育者的天職；當然，任何一個職業(yè)群體都可能有敗類，偌大一個國家，這么多學校，要絕對杜絕校園性侵案，可能做不到，但是，由教育者實施的性侵案在一個時期內如此頻發(fā)，很難以偶然現象視之。

　　這些校園性侵案及海南萬寧的校長開房事件，有這樣一個共同點，教育界的一些居心不良者利用自己對年幼女童的支配地位實施性侵，實際上是把女童視為自己的“性福利”；這跟校園外的官員利用權力獲得“性福利”的發(fā)生機制一致。在以權謀取“性福利”的群體中，這些校長、教師獲取“性福利”的能力是偏弱的，獲得的“性福利”是偏少的，但造成的禍害是最大、最不能容忍的。

　　“性愛日記”作者、原廣西來賓市煙草專賣局局長韓峰，在日記里提到那些女性時，都跟“玩”字聯系在一起。一個“玩”字，道出這些女性(女童)在某局長、某校長眼里，并不具人的尊嚴和價值，僅僅是性福利的提供者而已。

　　很多時候，在社會生活的實際運作中，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權力和權力意識，很多制度設計是圍繞權力而非權利進行的，利益分配，從權力核心到邊緣呈遞減狀態(tài)；因此，這些女記者以個人行為參與的“女童保護”項目必然帶有悲情而無奈的色彩，跟權力相比，這些女記者沒有多少公共資源可以利用，她們目前所能做的，也只是“防性侵”課堂宣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