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龐大合格制造業人才的需求相比,我國對職業教育過于忽視,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量少,另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生源和師資均不理想。
在2013年大學生臨近畢業之際,史上“最難就業季”亦相伴而來——我國今年大學畢業生高達699萬,創歷史新高,而據各地高校統計,北京今年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僅為33%,上海僅為30%左右,而浙江省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則更是僅有22.5%。
實際上,在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輪番沖擊下,近年來“青年就業難”的現象,并非我國獨有,而是已成為當下全球經濟顯見的瘡疤——根據聯合國的調查數據,當下全球失業青年人數已高達近2.9億,占全球青年總數的25%,幾乎和美國人口相當。
在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中,對“就業率”的重視,遠甚于GDP、貿易出口、資產投資等指標,也是是否實行大規模經濟刺激的核心判斷標準。而青年就業率,不僅是整體就業率的集中反映,更映射出一國教育體制與經濟結構的匹配度。
結合我國國情,對“青年就業難”進行反思,我們不難發現,教育體制的相對落后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難以深推,是造成我國青年就業通道不暢的“任督二脈”。
我國教育體制的相對落后,不僅體現在應試教育弱化學生的動手能力,更體現在過于忽視職業教育。眾所周知,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制造業不僅當下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仍將是承擔我國就業率的核心產業載體,而制造業的發展以及升級,不僅需要極少數工商管理、尖端研發人才,更需要為數眾多的合格制造業人才。
但是,與龐大合格制造業人才的需求相比,我國對職業教育過于忽視,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量少,另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生源和師資均不理想。這與同樣以制造業為核心產業的德國,形成了明顯的差距。德國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不僅采取雙重職業教育體制,51.5%的高中生更是選擇職業教育作為個人成長途徑,而這亦致使德國青年失業率能夠歷年保持歐洲、乃至全球主要經濟體最低。
我國之所以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青年就業難”現象并不明顯,關鍵在于,此前我國“投資洼地”效應對低成本勞動力的巨大需求。但度過這一階段后,尤其是近兩年,面對土地、水電、人力等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以及外部進口需求和行政主導性投資的大幅減緩,直接抑制了低附加值產業對我國勞動力的吸附功能。在這一宏觀大背景下,“青年就業難”現象亦必然會發生、甚至會持續加劇。
因此,結構性破解我國“青年就業難”的困境,必須打通阻礙青年就業的“任督二脈”——通過重視并切實推進職業教育,減少我國當下高校畢業生技能與制造業人力需求錯配的現象;通過務實轉變我國經濟結構,減輕我國經濟對外部環境和投資刺激的雙重依賴,從而有效緩解青年就業難的周期震蕩,并為我國青年提供更好的就業環境和上升通道。(楊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