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為人民想為,與人民同心同德,那么“干部辛苦”就會最大程度轉化為“人民幸福”。
據報道,2011年以來,貴州省貴陽市結合縣鄉換屆考察,探索實施干部“辛苦指數”測評,引導全市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重點工程、重大任務、重要工作中苦干實干,以干部“辛苦指數”提升人民“幸福指數”。
測評干部“辛苦指數”,并與人民“幸福指數”捆綁,回歸“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官念,其心可嘉。為官之道,在于為民,以干部之辛苦,增人民之福祉,其誠堪贊。至于干部“辛苦指數”與人民“幸福指數”之間的邏輯關系,顯然沒有那么簡單。
若說,古代的“民本思想”、“水舟理論”,官員為民眾謀福利是一種道義,那么,現代行政學的“委托—代理”關系決定干部為人民是一種責任。無論是道義,還是責任,干部“辛苦指數”與人民“幸福指數”確實高度相關。大義上,社會發展,官民共享,幸福你我,不分官民;細節上,兩者還是有別的,人民話語權越大、生活越幸福,干部的自由空間越狹窄、工作越辛苦。換言之,人民的“幸福”必然是建立在干部的“辛苦”之上。
反過來,干部越辛苦,是否意味著人民越幸福,即“吾貌雖瘦”則“天下必肥”?倒也未必,干部辛苦并非人民幸福的充分條件。老實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干部辛苦程度自稱“第二”,無人誰敢稱“第一”,尤其手握一定權力的領導干部,連周末正常休息也難有保障。那么,公眾“幸福指數”有否水漲船高?只因“干部辛苦”欲轉化為“人民幸福”,還有若干決定因素,譬如工作方法、效率、方向等。
假如,干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為人民想為,與人民同心同德,那么“干部辛苦”就會最大程度轉化為“人民幸福”;倘若,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對,效率不高,說的是空話,耍的是花槍,如文山會海,那么,干部再累也與人民幸福關系不大;或者,“中午圍著盤子轉,下午圍著骰子轉,晚上圍著裙子轉”,干的是私活,想的是享樂,如吃喝玩樂,那么,干部越辛苦越沒精力為人民服務;抑或,干部干的正是人民恨的,如政績工程、鋪張浪費、包N奶、貪污腐化等等,則干部越“辛苦”百姓越不幸,社會越不幸。腐敗干部越辛苦與人民幸福越背離,個別人臺上口口聲聲“為人民”,臺下點點滴滴為自己,這種例子也確實存在。
與“幸福指數”相比,干部“辛苦指數”測評更無操作性。一旦將偏于主觀感受的項目量化,難免陷入無厘頭的泥沼。同樣的工作,有人舉重若輕,有人舉輕若重,辛苦不辛苦,視乎個人的年齡、健康、經驗、能力、觀念等,何來統一標準?標準難以確定,測評更加可疑。從報道來看,貴陽干部“辛苦指數”由三部分——“上評下”、“主官評成員”、“下評上”構成。上、中、下三個維度進行,似滴水不漏,無懈可擊,關鍵的細節在于:“下評上”的權重有多大。假如“下評上”只是“彩排”,干部“辛苦指數”測評最終仍是自說自話的游戲,一切將變得毫無意義。
只有最大程度還原人民監督公權的權利,才能確保干部在保障人民幸福的前提下,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