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大學淪為職業培訓所

　　大學不是簡單的職業培訓所，讀名校也不能只是為了拿一個好文憑、找一份好工作。9月7日上午，復旦大學2012級本（專）科新生開學典禮在復旦大學正大體育館隆重舉行。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演講中提問“大學是什么？”引發學生沉思。（9月8日《新聞晨報》）

　　楊校長的演講，確實擊中了當今大學生求學的要害，很多大學生一進大學校門，就想著找一份好工作，并為此規劃大學生活——大學一年級就開始頻繁“翹課”到校外兼職打工，只對那些對求職“有幫助”的“工具課程”感興趣，整個大四完全成為就業年，基本上不出現在大學和大學課堂。如此一來，大學完全變為職業培訓所，大學生也只擁有一定的就業技能而缺乏作為大學生的基本能力與素質。

　　但是，大學變為職業培訓所，不僅僅是學生的成才觀點問題，根本原因，還在于目前大學的辦學定位及社會對大學的評價存在偏差。

　　按照高等教育的分類，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有的高校的辦學定位應該是實行精英教育、通識教育，學校的課程設置、教育教學，以培養學生能力為導向，而不是一心圍繞就業轉，這類學校主要是像復旦這樣的985高校、211院校；還有的高校的辦學定位則是培養職業技術人才和應用型人才，這類學校以就業為導向，主要培養學生的就業技能。但從現實分析，我國目前幾乎所有高校，都有成為職業培訓所的趨勢。出現這種趨勢，有如下幾方面原因：

　　其一，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雖然我國《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大學擁有包括招生、學科專業設置等7項辦學自主權，但迄今為止，沒有一所大學擁有這些權利，從招生，到專業設置、課程設置，都要經過政府部門審批，簡單來說，是政府辦學而非學校辦學。這種政府管理學校的模式，導致教育行政化十分嚴重，學校辦學缺乏自主權，也就缺乏個性和特色，所有大學“千校一面”。

　　楊玉良校長在開學演講中，提到學生自治，可目前的大學，不僅學生自治難，還缺學術自治。這在大學課程設置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學生們對大學課程設置不滿意，認為有的課程毫無價值和意義，追問學校為什么要開設這些課程，可學校的回答是，我們也不想開設這些課程，但按照規定不得不開設。這種辦學格局，直接導致老師和學生共同應付教學，久而久之，學生們自然會產生“與其把事件花在無價值的課堂中，不如抓緊時間培養就業技能實在”的想法，事實上，不僅大學生有這種想法，不少大學教師就是這樣“鼓勵”大學生的。

　　其二，政府部門和社會以單一的就業率評價辦學的優劣。從本世紀初，我國大學生就業形勢開始變得嚴峻，為促進高校重視就業，政府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各高校統計就業率，并向社會發布。此后，就業率成為評價一所大學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而且，還被作為確定大學專業生死的依據。2004年，教育部要求，“對連續2年就業率不足50％的專業要嚴格控制招生規模，就業率連續3年不足30％的專業要減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2011年，教育部再次發出通知，明確提出“對就業率連續兩年低于60％的專業，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招。”相比2004年的規定，有關部門對就業率的要求越來越高。

　　用就業率評價培養職業技術人才、應用技術人才的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職院校，是可以的，這些學校也應該根據社會的需求情況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可是，拿就業率來評價實行精英教育的高等院校，并不適合，甚至會產生嚴重的誤導——為提高就業率，大學會砍掉對就業“無用”的課程，一些基礎學科，也在就業率的壓力下，面臨生死存亡。客觀而言，這種辦學導向，對學生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楊校長在開學典禮上促學生深思，但要注意的是，這些“大學新人”，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張“白紙”，他們怎樣認識大學、怎樣規劃大學，取決于大學的教育教學環境和大學教師們的引導。同樣是我國的高中畢業生，到美國大學去留學，為何他們的追求，不是為了一張名校文憑，也不是找一份好工作，而會對一些基礎的人文、社會學科感興趣，會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這與大學的氛圍、教育教學模式有緊密關系——大學的精神會感染每位學生，即便此前上大學的目標很功利，但融入到大學之后，會改變原來的想法。如果我國大學把大學生身上的功利讀書觀，都推給社會，而不反思教育自身存在的問題，學生們的反思往往是無能為力的。假如開學之后的大學課程，就讓他們索然無味，老師嘴里，除了抱怨，就是怎樣發財當官，如何讓學生樹立大學理想？十分嚴峻的現實是，很多大學新生懷揣大學夢想進入大學，可很快就夢想破滅——大學不是理想的大學，教師不是理想的教師，課堂與高中一樣枯燥，甚至有不少學生謀生退意，這是大學必須高度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