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日前在武漢召開的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上表示:“一個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學的教師不是合格的教師,不為教學操心的校長不是好校長。”(《中國青年報》8月27日)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比較關注“為什么我們的教育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個問題,俗話說,“名師出高徒”,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首先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而大學教育質量的高低主要在于教師。但一個共識是,不少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
其實,對研究型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現象的批判,在美國也屢見不鮮。哈佛大學前校長Derek Bok在《回歸大學之道》一書中說:“正是因為教師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最近對本科教育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們身上。最普遍的抱怨是,教授承擔了過多的科研和校外咨詢任務,以至于他們開始忽視教學和學生。毫無疑問,這一現象的確存在,批評家矛頭直指的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情況尤其如此。”
筆者并不完全贊同這種批評,畢竟,在批評研究型大學“輕教學”的背后,有很多微妙的因素被忽略,導致這種批評更像是一幅漫畫,因為它過于簡單化,并不能反映出絕大多數研究型大學教師的真實情況。
首先,我們缺乏對教師工作量的真實數據分析,新聞中往往大多使用“有的高校”、“有些教授”、“個別院系”類似的模糊字眼,并沒有相關數據顯示平均每位教師每天將多少精力分配在教學和科研上,畢竟,職稱不同,教師所承擔的科研和教學任務也不盡相同。再說了,也沒有相關的論文數量統計顯示平均每位教師一年發表多少科研論文,以佐證研究型大學到底有多么重視“研究”。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平均每位教師花在教學相關事務上的時間占一半以上,而花在科研上的時間只有不到20%,自稱主要從事教學的人數遠遠多于主要從事科研的,平均每年發表一篇以上論文的教授遠不到50%。沒有準確的數據做鋪墊,便沒有充足的證據表明教師們經常忽視學生。
其次,教學與科研大為不同,我們找不到可靠的方法評價一所大學教育“輸出”的質量,即,我們對教學質量的評估基本上是缺位的,但教師的論著、論文卻是公開發表的,可以用數量統計。而大學的教與學的質量卻是隱性的,并不為外人外行所知,究竟大學生在學校里學到了什么東西,僅靠期末考試成績、論文成績并不能說明全部,甚至也很難統計。
第三,輿論的批評向來止于大學應該“重視教學”上,而每每忽視教學方法的改進,這是極為膚淺的。在大學課程的建設和評估上,我們關注的總是應該上哪些課,導致大學課程的數量和種類一直在不斷增加,教學內容的重要性總是凌駕于教學方法之上。事實上,大學生批判性思考、邏輯思維能力等的開啟更在于教師的教學方法。因此,對于當前使用的教學方法是否適合于大學所追求的教育目標,是不是啟發式、探究式學習而非僅注重知識的灌輸,課堂是否有吸引力,這類問題并不為人所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