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收入分配矛盾的不斷凸顯,學術界出現了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鑒于這是一個關乎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的大問題,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提出應對措施。
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經濟學認為,當一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3855美元之后,如果經濟能繼續發展、產業結構能順利升級,那么,該國就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歷史經驗表明,這一階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國家需要應對諸多復雜的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挑戰的關鍵階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的境地,故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美一些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它們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500—6000美元的發展水平上。
為什么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實現持續增長呢?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則缺少必要的物質基礎和財力的支撐,因而隨著農村居民大量盲目涌入城市,就業問題、住房問題、收入問題及社會保障問題凸顯出來。第二,城市各行業和各階層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懸殊,存在著“增長性貧困”。美洲開發銀行一項研究報告表明,本世紀初,拉美地區城市人口的平均實際收入已退回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貧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萬人,總數達到2.27億,占總人口的44%;其中赤貧人口約一個億,占總人口的將近20%。第三,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實施全面市場化,導致社會保障過分依賴商業保險和個人儲蓄。這雖然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和壓力,卻使窮人和社會下層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例如,在這種體制下,養老金、退休金等社會保障更多取決于參保人的收入水平和個人市場投資的回報額,這當然對富人有利;而社會下層的失業者、待業者和低收入者則基本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大門之外。第四,一些國家政府為避免下臺,不得不出臺對大企業和富有階層有利的財稅政策,以緩解資金外逃、支撐經濟景氣。同時,為緩解財政赤字,增加生產性、福利性投入,不得不開足印鈔機,增加流動性,結果導致通脹嚴重。還有的國家政府為了擺脫財政困境,不得不寅吃卯糧,大量舉借外債。第五,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拉大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內需萎縮,從而使粗放的增長方式和失衡的產業結構長期得不到改善。經濟失衡又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政黨斗爭加劇、政府更迭頻繁,國家經濟社會政策缺乏連續性、有效性。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惡化,貪污腐敗嚴重,也嚴重惡化了經濟社會發展環境。
可見,拉美一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沒有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關系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長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現實選擇
2009年,我國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處于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臨界線。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我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長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使經濟發展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的軌道上來。當前,應特別重視深化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改革,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釋放內需潛能,以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升級;破除行政性壟斷,建立公平的市場準入制度,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結構調整中的基礎性作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充分發揮第三產業為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服務的功能以及吸納社會就業的功能;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城鎮化進程,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加強社會建設,為發展提供深厚的動力源泉。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都處于中期階段,還需要經歷20—30年的發展完成期。順利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需要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投資、消費雙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這其中的一個重點是加強社會建設,加快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領域的改革發展,解決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促進居民消費增長;加快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改革和發展,穩定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預期,增強居民消費傾向;實施結構性減稅等有利于擴大消費的財稅政策,實現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并帶動有市場發展前景的民間投資增長。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發揮金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創業投資和生產性投資的擴大;進一步放開準入限制,促進金融服務業在競爭中提高能力、加快發展;加強監管,強化對投資者的保護,使金融市場起到引導資源配置、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