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消息,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稱,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中新社發 呂建設 攝
全國總工會官員稱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財政部專家稱,因為統計口徑不同導致勞動報酬占比被低估,但承認10年來政府和企業部門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而居民部門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5月18日《人民日報》)
財政部專家能及時回應“我國勞動報酬占比連續22年下降”,當然值得肯定。但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是不是被低估,我以為還值得商榷。誠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作為官方專業研究機構,既掌握研究方法又掌握相關數據,但是研究結論是否接近真相,學者與公眾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尤其是引起這場軒然大波的全國總工會,更有必要站出來與財政部專家辯一辯,看看究竟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勞動報酬占比。由于勞動報酬占比,不但關乎宏觀消費,生產、交易等經濟活動,更關乎社會公平。因而,不妨就這個問題展開廣泛討論,以促進收入分配合理改革、經濟結構科學轉型。
普通公眾不是專家學者,顯然沒有高深的理論,也不掌握研究資料,難以從專業角度與財政部專家進行深入探討,但普通公眾有自己觀察問題的角度,比如說,由于統計方法的某些缺陷,統計數據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勞動報酬、資本報酬、政府收益的真相,這必然影響“占比”的計算結果。
首先是勞動報酬可能被高估,“占比”就可能被高估。工資收入是勞動報酬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統計規則是,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統計對象,只包括國有、集體企業、政府和事業單位等“體制內人員”,民營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工被排除在工資統計之外。
這種統計方法顯然讓真實的平均工資“被增長”了。如果工資統計涵蓋了民企職工、農民工,平均工資的真實數據就沒有官方公布的這么高。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勞動者的實際平均工資收入被人為拔高了,自然而然也就拔高了勞動報酬的占比。顯然,財政部專家在計算“占比”時不可忽略這個根本問題。
其次是資本報酬可能被低估,進而導致勞動報酬被高估。資本報酬率是指稅后盈利與資本總額的比率。如果中國的資本方都是依法納稅的,則資本報酬就是真實的,如果存在偷漏稅的話,資本報酬數據的真實性就值得質疑。資本報酬如果被低估,顯然,資本報酬與勞動報酬就會更加失衡———勞動報酬被高估了。
據全國總工會披露,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我以為,這個數據并沒有把資本方的黑色收入計算在內。事實上,資本方偷逃稅現象面廣、量大、手段多樣,且更加隱蔽和狡詐。僅1995年稅收財務物價大檢查,屬于查補的偷逃稅款165.77億元,占所有違紀金額的87%,這還不包括日常稽查機構的專項檢查、重點檢查的數額。沒有發現的偷逃稅款到底還有多少?不得而知。
再者,政府收益也可能被低估。在政府、資本、居民三者的財富分配中,如果有的被低估就必然有的被高估。我以為,政府收益與資本報酬一樣可能被低估,原因是政府除了正當收益之外,還存在亂收費、亂罰款等許多不正當收益。
據相關報道,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勞動報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適?勞動報酬占比提高到多少,才能使勞動報酬增長與GDP增長大體同步?這些問題目前學術界尚無一致看法。如果勞動報酬占比究竟被高估還是被低估也存在看法不一,無疑不利于我們客觀評價社會財富分配,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因此說,不但要對過去的社會財富分配問題進行討論,而且今后的改革方向更要討論。(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