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APEC部長級會議對于匯率市場化的呼吁,到IMF總裁對人民幣被低估的表態,再到G20替代G7成為國際間商討金融經濟局勢的主要會議,更多新興市場國家加入對人民幣施壓的行列。人民幣升值壓力近期再次升高。
中國金融協會副會長吳念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最關鍵的是應該保持靈活的政策予以應對。
貿易雙順差是根本原因
吳念魯說,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最根本的原因是貿易雙順差。9月末,中國外匯儲備增至空前的2.27萬億美元,外匯占款也明顯增加。三季度外匯儲備環比增加超過1400億美元,而同期外貿順差僅約400億美元。
他表示,國內存在嚴重的資本過剩,但中國仍然限制各類資本流出,即使是在2006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不到FDI穴國際直接投資雪的1/5。而同時資本卻在不斷的流入,從短期來看,這種雙順差對人民幣必然產生升值壓力。
壓力源于國內外雙重因素
吳念魯分析說,人民幣升值壓力要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國際上的主觀要求上來分析。首先,從國內客觀情況看,人民幣升值主要還是國內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企業競爭力的不斷增強的結果。近2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內涌現出一批實力雄厚的企業,其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增加,中國國際收支順差擴大。同時,國內的經濟高速穩步的發展使得中國具有很好的投資前景,吸引了大量的外資,
他稱,隨著2006年11月中國外匯儲備一舉突破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增加,確保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使世界各國增強了對人民幣的信心,他們愿意使用人民幣,相信人民幣,人民幣就有了升值的潛力。但外匯儲備的增加并非愈多愈好。隨著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使貨幣政策難以保持較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在相當程度上陷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抑制貨幣供給增長難以兼顧的兩難境地,進而影響宏觀調控的有效性,造成通貨膨脹、勞動生產成本上升等影響;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還會引起國際上對中國貿易狀況和人民幣幣值的高度關注,甚至成為一些國家壓制中國貿易的口實。
在中美兩國的經濟議題中,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一直是兩國爭議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以人民幣的幣值最為根本。美國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初級產品大量占有美國市場,中國的出口品的優勢是造成美國初級產品市場疲軟的一大原因。故美國強烈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來改變美國的困境,使中國的出口品不再有優勢。
同時,日本作為二戰后迅速崛起的國家,其經濟的高速發展穩定了日元的亞洲地位。但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匯率的穩定使中國周邊國家大部分越來越相信人民幣,對日元“亞元”的地位造成了影響。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也是出于降低中國出口優勢的考慮,從而降低人民幣的優勢,以確保日元在亞洲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