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擴內需、保增長的過程中,政府投資一馬當先,國有資本發揮了穩定經濟的中流砥柱作用,為什么還要強調刺激民間投資、著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呢?黃泰巖教授認為,這要從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和積極作用談起。他列舉了一組數字。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到2006年,民營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已占我國GDP總量的65%左右;民營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已超過50%,在40個工業部門中,有27個部門的比重超過50%,部分行業超過70%;民營經濟提供了城鎮75%以上的就業崗位;民營企業進出口額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接近20%。
這說明,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說,沒有非公有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我國經濟克服危機影響、重回上升通道是不可想象的。在政府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初顯的情況下,促進民間投資增長,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具有更加突出的意義。這是因為,政府財政投資的作用主要在于遏止經濟過快下滑、提振市場信心,而要實現經濟復蘇和長期穩定發展,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也是難以長期持續下去的。
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企穩回升,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正進入亟須擴大民間投資的新階段。在經濟下跌期間,政府投資要加大力度;而要鞏固和發展企穩向好的形勢,民間投資一定要跟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因此,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就成為新階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戰略舉措。
目前民間投資還遠沒有及時跟進,如今年1—5月份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同比增長40.6%,而非國有投資同比僅增長27.7%。為什么民間投資難以跟進?黃泰巖教授認為,我國民營經濟主要活躍在競爭性領域,而這些領域經過多年的擴張已出現相對過剩。顯然,在生產過剩的領域中,依靠優惠政策啟動民間投資的空間已極其有限。這就需要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打破既有體制的束縛,釋放民間投資活力。比如,在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過程中,我國實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后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為擴大民間投資、避免通貨緊縮提供了重要保障。
為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應采取什么舉措?黃泰巖教授列舉了幾個重點。第一,鼓勵全民創業。一個社會只有激發出廣大民眾的創業激情,才可能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創業對于促進發展的作用和意義是巨大的。一方面,應打破那些束縛人們創業的思想觀念,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使創業變得偉大;另一方面應改革那些阻礙人們創業的體制機制,使創業變得簡單平常,讓人人都能去嘗試、都有成功的機會。
第二,打破行業壟斷,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調查顯示,我國私營企業大多集中在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這兩類企業共占被調查企業總數的65.4%。進入電、煤、氣、水等領域的私營企業占比只有1.1%;進入金融業的只有0.1%;進入公共設施領域的只有0.4%;教育領域0.3%;衛生領域0.8%;文化體育領域0.7%。而這些部門恰恰又存在著嚴重的投資不足,即使今后我國財政支出重點轉向民生領域,僅靠政府投資也很難滿足巨大的投資需求。因此,在這些部門引入民間投資,不僅在短期有助于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而且就長期而言將有助于我國走上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之路。
第三,搞好配套改革。由于本輪啟動民間投資的重點在公共基礎設施領域,因而不同于以往改革的是:不僅要打開這些領域的投資大門,而且要出臺相應的改革配套措施。這是因為,這些領域的價格往往是政府規制價格,因而理順價格就成為必要;同時,這些領域往往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因而稅收體制、政府補貼制度等也要相應進行改革。否則,即使打開大門,民間投資也很難涌入。